在798艺术区，黄锐的工作室离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很近，慢慢溜达过去，也不过两分钟，但对黄锐来说，不久前刚刚开幕的这个庞大的新邻居却是一个历史的抹杀者。尤伦斯中心的开幕展览“八五新潮”副题是“中国第一次当代艺术运动”——要按这个说法，黄锐作为主将组织和领导的“星星美术”运动就被忽略不计，最多只能归入“前传”了。
“每个人都想把历史改了，改到自己名下，每个时间段都会有人把历史替换掉。”黄锐看着尤伦斯中心的方向，面色不快，“这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弑父’情结。”“八五新潮”的重要画家刘野倒确实曾经表达过，“星星”对他创作的影响相当于“精神上的父亲”。
不过，几乎是前后脚，“父亲”的形象又被人给打捞了回来——“星星画会回顾展”在11月20日的北京今日美术馆开幕。展览的大标题命名为“原点”，与尤伦斯的“第一次艺术冲动”形成一种有趣的对照关系。展览声称：“‘星星画会’在1979年和1980年分别举办了两届画展，在当时就激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由此开辟了中国当代艺术的道路，在今天我们对历史所进行的审视与整理之中，‘星星’当之无愧地被视为是中国现代艺术的原点。”
从对抗体制到进入体制
“原点”的展览现场入口，门口新砌的一段铁栅栏看起来粗暴生硬，似乎毫无存在必要。其实这是特意复制的中国美术馆东侧小花园的一段铁栅栏，同等尺寸，意味深长。1979年9月，第一届“星星美展”的作品就挂在这样的铁栅栏上，后来公安局禁展的布告也是张贴在这铁栅栏上。
将近30年前被称为具有某种颠覆性的作品，在今天美术馆的空间里看起来散发的气息并不是“新”，更多是“旧”——没有装置，没有录像作品，观念摄影还未出现，只有架上绘画和雕塑，技术也难称精良，而且呈现出某种程度的面目不清，很多作品带有显而易见的对西方的模仿痕迹。少数人已经确立自己的风格，但真正强有力的个人作品还未出现。远在巴黎的马德升说：“还是把它看成是一场美术史运动比较到位，从作品本身来说，当年看起来我们算是有冲击力，但相比起今天艺术家各种实验的凶猛，可能也不算什么了。”
“星星”的这些作品摆在那里，才会提醒观众，这确实是一帮大多没有受到学院教育的业余文艺青年。但那是1979年，历史的接力棒就交在这二十多人手上。
1979年是哪一年？三年前毛泽东去世，“文革”结束；两年前邓小平复出，恢复“高考”；一年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发表，西单出现民主墙，北岛、芒克、黄锐等蹬着三轮车，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张贴他们创办的文学刊物《今天》。整个社会热气腾腾，关于自由、民主、情感表达等的讨论开始活跃起来，并且演变为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同为诗人和画家的黄锐不满足于给《今天》画封面，拉了马德升、钟阿城一干人组成“星星画会”，名字取“星星”，是强调星星作为独立发光体的存在，相对于“文革”只有一个发光体——作为太阳的毛泽东。
《原点》展览的打头位置是陈丹青当年在中央美院当学生时为“星星”的五位成员画的速写，当年这几位“介于流氓和社会青年之间”的人物被邀请来在讲台上“叫嚣”，陈丹青就在台下画速写，还曾经想把他们作为自己的毕业创作来画。画上有当年的铅笔对每个人物特征的旁注，比如阿城注的是：“很镇定的书呆子，不怕死式这一类的坚定……像研究生。”马德升注的是：“有病的红晕，非常激动，脸色白。”
画展被禁后艺术家们游行，北岛担任了总指挥，而在“星星”的23位成员中，只有八位参加了进来。马德升拄着双拐走在前面，大家喊出了“艺术自由”的口号。黄锐回忆：“游行的队伍声势浩大，走到府右街的时候，前面突然出现警队，人群立刻散去，只剩下孤零零30个人，连奋力喊出的口号也被风吹散了。散去的人们躲在街角，退后200米的地方，眼巴巴地看着我们。这个场景令我终生难忘。”
具有戏剧性的是，这次游行意外地取得了胜利。1980年夏，星星画会成立并最终向美协正式注册。8月20日，第二届星星美展在中国美术馆三楼开幕，展览引起轰动，每天观众5000人左右。9月7日，创下卖票9000多张的记录。
“在保守意识和政治环境的坚壁面前，‘星星’构成了最初的反对派姿态，”黄锐说，“星星的形式是对一切‘主流’执拗地保持对立的形式。它就是星星的精神——有尊严的行动。”
但第二届星星美展进入中国美术馆，同时又带来了对“星星”的质疑：他们其实渴求被体制和权威认可，将之视为自我价值的一种实现。黄锐、王克平、马德升在第二届星星美展之后就成了北京市美协会员。“对于他们来说，中国美术馆既是一座有待摧毁的巴士底监狱，又是一座梦想中的殿堂。”朱朱说。在这一点上，他并不认同陈丹青关于星星“依然在野”的判断。
艾未未称“星星”身上这种对体制的依恋为“小知识分子”的普遍情结，“非常恶劣!”而且今天很多年轻的艺术家依然有这种情结，不论是以合作还是不合作的方式出现，总想成为某种势力范围的一部分，和现代意识极不吻合——“现代主义在中国甚至还不存在呢！”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