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泠印社作为唯一一个有形的组织，在承当一项存亡继绝的工作：提倡诗、书、画、印一体化，它因此成为中国传统艺术界的一个孤岛。

西泠印社坐落于杭州西湖中的孤山，与苏小小墓一桥相隔。白居易的“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林和靖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等脍炙人口的诗文，让孤山这个小岛名满天下。

4月13日，西泠印社现任副社长、书法家陈振濂教授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

整个社会对传统艺术的理解度降低了

中国新闻周刊：随着计算机的普及，书法这种艺术的实用性正在消失——仅仅在10年以前，写得一手好字甚至可以让一个人的形象得到提升。现在即使在传统艺术氛围相对比较好的江南，无论农村还是城市，春节时所贴的春联，越来越多是买回来的印刷品。实用性的丢失，是不是传统书画艺术越来越不受大众重视的一种原因和表现？

陈振濂：我还没那么悲观。我认为，“书法艺术在当代不再被重视”这一命题，似乎还不成立。

每一届全国的书法展览、比赛都有五六万人参加，这证明，喜欢它的人还是很多。中国美术学院书法系每年招生，报名的人也很多。如同很多孩子学钢琴一样，很多人并不是因为其实用性而去学它。一个人写字写得不好，也不代表他对书法不认同或者不重视。

但可以肯定，随着文明进程，整个社会对这类传统艺术的理解度降低了。今后，书法就是一批爱好者喜欢的东西，不太可能像过去那样人人都写字。

中国新闻周刊：你如何看待目前书画界，尤其是中国画界的商业炒作行为？　　陈振濂：商业化运作本身并没有错，还构不成一个批评的命题。画家的一幅画卖出去，这就是一种商业行为。在拍卖会上，用一些非常手段把一幅画抬到很高的价格，这似乎有点不道德，但也仅仅是一种商业手段而已。

但问题是，如果一个书画家整天沉迷于商业化运作，那么，就有可能把他的艺术给毁了。我遇到过这样的画家，在他40岁以前，觉得他很有前途，如果专心于画作，很可能会画出几张有历史价值的传世名作；现在，尽管他也很有名，画画变成了印钞机，结果是，他在过度的商业运作中消耗掉了自己所有的聪明才智，他在书画界不会再有历史地位。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少有人经得起钱的诱惑——在古代历史上也有这种情况，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现在学生考美院，一般都是“因为它能给我一个饭碗”，持这种理念，对于继承和发扬中国的传统艺术是没有希望的。在这个前提下，我认为，现在呼吁中国的传统文化，需要树立起来一种信念和理想。

而与谋生、谋利等功利目的脱离关系，树立一种发扬传统艺术的信念，这是不是一种空中楼阁？我认为不是。我身边就有一些企业家，他们老问我：我们几个朋友想捐助一所小学，你能不能帮我们推荐一下？他们都很年轻，这种非功利的方式很可能是中国传统艺术能够传承下去的主要基础。现在中国已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这是前提。

带一点偏爱的心情为它呐喊

中国新闻周刊：今天的商业化社会，人们普遍具有一种浮躁的心理，这是否对中国传统艺术的发展造成了冲击？

陈振濂：倒不一定是中国传统的书法、绘画和篆刻才遇到这一问题。学钢琴、手风琴，浮躁的人也学不好。中国书、画、篆刻这种强调长久训练的艺术门类，是很需要冷静的心态，但与话剧、歌剧等舞台艺术相比，它并不十分特殊。

我认为，更明显的一个问题是，纯粹的艺术表达形式和现在的快餐文化之间形成了对立。真正的高雅艺术是不为娱乐而存在的，甚至很多高雅艺术受众面都很小，现在还有越来越小的趋势。

一个健全的社会，各阶层应该是各行其是、互不干涉，但是作为文化的主导形态，有识之士应该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做一些对文化建设有益的事情，做一些有利于文化脊梁的事情，来支撑这个社会的精神。

在这个层面上，中国的诗、书、画、印等传统艺术就有其特殊性了，它尤其需要我们的关注。与油画、钢琴等外来文化不同，中国的传统艺术离当今社会的节拍越来越远。当代中国，一般民众对于西方现代文化的亲近感远远大于自己古老的民族文化的亲近感——在今天的青少年中，网络、日本动漫的诱惑力远远大于“神笔马良”“孟姜女”等古典传说的诱惑力。

这种现象实际上从19世纪闭关锁国的中国被打破国门之时就开始了。由于科学这种全人类共有的文化过于强势，今天西方背景色彩下的现代化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力，远远大于古典色彩的传统文化对我们的影响力。对于传统艺术来说，这是一个很无奈的选择，却也是一个必然的选择：一个民族要强盛，就必须学习科学，就必须扔掉很多中国传统的、古典的东西。

但这并不代表这些传统的民族文化失去了其存在价值。本来，我们的后代应该可以平等地选择接受西方现代文化或者中国的民族文化，但由于上述这种时代的影响力太大，我们才有必要给诗书画印这类中国古典的艺术一个特殊的呼吁，甚至有时还要带一点偏爱的心情去为它呐喊。这是今天中国的文化精英应有的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

承担一项存亡继绝的工作

中国新闻周刊：那么，西泠印社在今天的商业社会中又将如何确定自己的位置？

陈振濂：西泠印社成立于清代末年，那是一个特殊的时期，社会混乱，并且正是西学涌入中国的时候。当时的四个创立者完全出于一种非功利的目的，创立了西泠印社，来关心这些当时被看作是迂腐不堪的金石篆刻。在那时，他们的价值观是与众不同的，做的是一种抱残守缺的工作。

但我觉得这种精神非常可贵。这就是一种“孤岛”精神——这些为当时大多数人所不理解，甚至于是嗤之以鼻的事物，在他们看来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粹，并且全身心地去保存它。

在后来的国共战争、抗战、文革等岁月中，西泠的前辈们始终把西泠当作自己的家园，为了保护它，可能会赔上全部的身家性命，自己却不能从中得到任何实质性的利益。

到了今天，西泠的孤岛守望可能有了另一层含意。</STRONG>

这一百多年来，从刘海粟办美术学院开始，兼通书、画、篆刻综合型的人才越来越少。现在，学中国画的就只会画画，学书法的就只会写字，刻印的可能就不懂书法和绘画，他们大多数又都不懂中国古典文学。同时，美术家协会管画画，书法家协会管书法，各个印社管篆刻。

几年前，我们曾经举办过这样一项比赛：如果一个参赛者的书、画、印同时进入优秀奖行列，他就有可能获得吴昌硕奖。结果，这个奖最终宣告空缺——书、画、印兼通的人才在社会上已经很少，这是现代教育归并制度下的一种分科结果。并且，这种情形如今越来越严重。

在这样的情形下，西泠印社承担了一项特殊的工作：它还在不断提倡诗、书、画、印一体化。这样的综合型人才，目前包括高校、美协、书协，都很难来完成培养。西泠印社不直接培养人才，但它在倡导这样一种理念，来引导艺术人才往这个方向发展。

也因此，西泠再次成了中国传统艺术界的一个孤岛，它是唯一一个有形的组织，来承担一项存亡继绝的工作。

社长之位空缺，也是一种守望</STRONG>

中国新闻周刊：西泠印社的四个创始人都是篆刻界的精英，但均没有当社长，似乎他们最初就有一种约定，西泠的社长必须是诗、书、画、印兼长者方可当任。

陈振濂：西泠印社四个创立者，叶为铭、吴隐、王、丁仁。吴隐1922年最早去世，相继是叶为铭(1948年)、丁仁(1949年)去世，最后只剩下了一个王，从道理上说，他这个时候担任西泠印社的社长应该是众望所归，但他没有当社长。他先是把马衡请出来，后来又把张宗祥请来当社长，我猜测他们是有一个约定，生者对死者的一个承诺，就是创立者自己不当社长，而请在整个文化、艺术以及思想界更有名望的人来当社长。

西泠印社的社长位置曾经几度空缺——在创社之初、吴昌硕出任第一任社长之前，就有9年空缺；而吴昌硕去世之后，它又曾空缺长达21年；马衡、张宗祥任后也均有较长时间的社长位置空缺。目前，从启功先生去世之后，它又空缺了两年之久。

西泠印社社长的位置太重了。我曾经有一个概括，西泠的社长需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是艺术大师(书、画、印方面)，第二是学术泰斗(有理论著述)，第三是文化名人，也就是必须要有社会影响。像沙孟海、赵朴初和启功，他们的影响显然远远超出了书法界以外。这样的人来当社长，才反映出西泠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以刻章为业的社团组织。

——我认为，这也是一种守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