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美术界大家基本上趋于一种共识，就是用“水墨”来泛指那些实验的，抽象的水墨创作，而国画只是特指传统一类的绘画，二者互不相犯，基本上也是两拨人，互不往来。这样一分也显得界限分明，从而回避了将近半个多世纪的争辩，特别是对于现代水墨艺术而言就相安无事，不存在“背叛”的问题，而“国画”也就不存在是否要创新的问题了。对现代水墨的学术批判肯定不能用传统国画的语言了，而中国画则可以继续用其经典的评价体系来维护自身的尊严，或向经典中深挖传统的精华。对现代“水墨”的理论研究也是崭新的课题，在这方面的学术准绳和规则还不象“国画”有传统“六法”和徐悲鸿搞的国画新七法那么多说头，相对而言有许多自由发展的空间。

其实这样分类能把关于中国画/水墨的争论给消解了。其实那些画着实验水墨的画家大多也是从中国画中走来的，而且对笔墨有着较高的造诣，因为他们对水墨有着深深地学习和研究，也产生了求变、求实验的努力，也从技法和理论上希望推进水墨/中国画的变化和发展，他们大多是学贯中西艺术，以更宽的视角来审视并发展固有的艺术体系。

对于那些不是搞抽象水墨，实验水墨的中国画画家也不是不思索现代的中国画应该怎么办，而且他们的危机感要远远超过那些不学习中国画的人，只有他们有着切身的体会，深知当前中国画的问题。对于他们来讲，不是否定中国画的绘画方式或其中蕴含的文化含义，而是作为一个画家如何发展中国画，即便是向传统深挖，也仅仅是他们的一种手段选择，而非目的。与美院的一些中国画研究生接触，他们也是深知当代文化的压力，这种压力是学术问题，因为画传统形式的中国画会有很好的市场，但是他们弄点钱花的手段而已，生存的压力总是重于艺术创新的。

对中国画/水墨的关注或讨论，是不是只限于中国画自身语言体系范围内，这是需要讨论的，也是充满争论的。对于中国画/水墨是否介入当代艺术，或者说，在当代的艺术展览中，它们是否参加，不是它们真正的“缺席”问题，而是它们如何参加、如何以自身的形式与当代对话。当然可以说，中国画有着自己的市场和展览模式、展览组织、展览场地，与当代的那些双年展、大展或画廊博览会是不同类的东西，也不需要与它们同类，所谓井水不犯河水。但有一点，对于当代的整体的艺术发展，中国画是否不需要参与呢，或不需要关注呢？答案肯定是要的。但可以肯定，中国画对当代艺术的认定不同于现在的当代艺术格局。艺术家都有着强烈的主观性，有着强烈的自己的偏好，绝对会以自己的艺术观念、观点去看待当代发生的一切艺术，而且在当代的艺术中，阵线是分明的，圈子是具体的，对当代艺术，理论批评也是一清二楚，有的肯定，有的质疑，有的批判，有的斥责。但无论肯定或否定，都是对中国画在当代的一种姿态认定，都有着中国画在当代怎么办的态度。我们所关心的，不是中国画的该不该存在或有没有意义，恰恰是肯定它的价值和意义，在与当代对话中需要很好地挖掘。至于怎么挖，是中国画之谓还是水墨的叫法，是具体的画家选择的问题，但每一类不是说都至善至美，不需要发展，而是共同地要在当代语境中大力发展。

前些日子抽空转了转宋庄，798，花家地，在宋庄看到有两个画牡丹和竹子的山西画家也在那儿安营扎寨，反而显得很另类了，我和同去的另一位现代艺术家不约而同的一笑。原本那是现代艺术扎堆的地方，画国画的跑去好像羊群里的骆驼，画国画的还是到硫璃厂，潘家园去才有市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