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朱其连续撰写了一系列揭示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内幕”的批评文章，在圈内圈外引起了不小的振荡。作为一位著名策展人，多年来一直从事中国当代艺术策划的业内人士，突然报出这样一些“秘密”，自然引起了坊间的各种猜测：有人认为可能是朱其在利益面前失去了平衡才由此倒戈，也有人认为可能是朱其受了某些高层的暗示，有意从内部来刁难中国当代艺术。但据我对朱其的了解，这些猜测并不怎么着调。因为朱其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复杂，他还是一个很单纯的文化人，且有着相对独立的思考。之所以他用如此这般颠覆自己的方式来揭示中国当代艺术的市场“内幕”，应该说还是书生意气，是一种“舍身取义”的文学臆想在作怪。

在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界，朱其是最喜欢臆测的批评家之一。这大概与他的文学情结有关。作为一位从文学领域转入艺术理论的批评家，朱其始终在心理上占有一种想象的优势，认为中国当代艺术的批评太过于具体，甚至被艺术家的表现方式所牵引，失去了自我叙事的能力。这应该是朱其转入艺术批评的一种动力，也就是说他由局外深入局内，一开始就带有某种文学渲染的历史使命感。所以，从1996年他在上海策划“以艺术的名义”当代艺术展以来，那种重新建构中国当代艺术史的抱负就已经埋伏在了他的思想理路中。我们当然没有理由去挑剔一个人的心理抱负，无论这种抱负是大还是小，是对还是错。但我们有理由去怀疑实现这种抱负的操作途径，因为只有这个操作途径才会影响到周边，播种下某种价值的误区。从朱其放弃对同辈艺术家探索的关注，继而力推起70后、80后的艺术家来看，他并不是一位注重精神痕迹的人。艺术史之于他，与其说是心灵的表现史，不如说是历史的效果史。

对效果史的关注，其实不只是朱其一个人的毛病，从85新潮到今天，几乎所有中国美术批评家都容易犯这样一个通病。只不过朱其出道后，于同辈批评家当中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比较明显。因为如此，他的知名度上升得非常快。不过，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也最容易感到失落。从朱其揭示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内幕”时，所举例出的艺术家名单来看，我们能够体会到朱其的那种失落心理。因为这份名单大都与他的批评策划没有什么关系，而是由前辈批评家栗宪庭等人力推出来的结果。由此我们能够想到，为什么朱其会反戈一击的原因。因为从效果史的意义上，这些艺术家的商业成功，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掩盖了朱其近年来所做的工作，使他急于想以新来弃旧的心理愿望化为了泡影。

提到中国当代艺术的市场，当然不是没有问题，尤其是在近两年内迅速地暴涨，的确有着泡沫化倾向。但学术批评的职责，不是一种简单的揭示泡沫，而是要树立那种高于金钱价值的人文价值，在更高的理性层面上告诫市场什么样的艺术作品更有意义。朱其在批评中国当代艺术市场时，并没有在这样一个层面上展开，而是一味地将其称之为假象，予以否定。这就使得他的批评缺乏文化批判的高度，而局限在了轰动效应上，成了“艳照门”之类的八卦新闻。当然，关键问题还不在于此，更在于朱其揭示这种所谓“内幕”的时候，既不拿出根据，也不举出例证，而是完全凭着自我的主观臆断，以一种文学性的细节描述加以渲染。如此这般造成的结果，看上去好像具有某种文化的反思性，但其实是抽离了文化反思的支柱，将其再一次引向了效果史的轰动表面，滑过了问题的实质。

作为朱其曾经的朋友，我之所以写这篇短文指出朱其的批评误区，并没有想要冒犯朱其的意思。而是因为朱其将他的那种文学想象带到中国当代艺术的批评领域，已经产生了一种偏离主体的影响，造成了某种不据事实的随意性与散文化的批评倾向。如果朱其一个人这样尚且还好，还可以作为一道抒情的风景来丰富批评的枯燥，但如果由此影响到更多的批评，则会断送其批评生涯，使批评的工作复归于零。因为批评离开了现实的依据，就产生不出矫正的思想与批判的精神。哈姆雷特可以自恋，也可以臆断，因为他是文学中的人。但批评家不是哈姆雷特，必须要将哈姆雷特提升。只有将其提高到道德追问的层次上，并从中梳理出一条理性的归路，批评才能通过艺术作品的原型对现实有所警示，对人生有所启迪。这，是我写这篇短文的冲动，也是我作为朋友对朱其的善意之言，但愿朱其能够理解。(2008.7.12于通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