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孙中山

中国传统文化带有十分强烈的“道德主义”/“伦理主义”倾向，这从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当代中国人整体具有反叛人格，也就是革命倾向。再加上封建制度的长久霸权，以致于中国人先天浸染上了奴才特质。尽管经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及新中国成立等重大社会变革，但是中国人基因里面的某些劣根性并没有被完全清除。这当然应归结为封建专制制度的长期存在，然而当代人亦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代人的麻木不仁同样对其起到推波助澜作用。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中，农民起义不断，在各个朝代都有。但是因为起义者普遍缺乏某种“精神信念”，所以他们往往经不住“蝇头小利”的诱惑而频频失败。如宋江接受朝廷招安，洪秀全在革命尚未成功之时便称帝封侯——以致于被当时的朝廷暴力机构统统击垮，等等事件都能凸显一点，那就是中国人古已有之、绵延不绝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念。宋江等被逼革命，但他身上所带有的劣根性注定会失败，因为他经不住“官欲”和“权力欲”的诱惑。而这种功利主义价值观在文化文本中也不难看见，像在号称“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中，孙悟空形象就是一个革命形象（而且是很多文学批评家高赞的角色），但是稍微敏锐一点的读者都可发现，尽管孙悟空挑战权威（玉皇大帝）的精神可佳，但是只要巡查一下他革命的动机，人们就可以发现，其实促使孙悟空革命的根本动因还是“蝇头小利”，他想当“齐天大圣”而不愿做一个小小的“弼马翁”。所以说，革命精神虽然值得肯定，但人们必须巡查革命举动背后的真正动机和目的。因为，革命的动机和目的直接决定夺权者未来的价值观念和做法。

从革命之于挑战权威（专横者）层面上看，革命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它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颠覆腐朽封建专制制度的最佳方式，也就是说，对于暴君、贪官与话语霸权者，最好的做法是运用几把砍刀将其剁成肉酱。但是，从革命之于现代民主社会构建层面上看，革命是破坏性的。也就是说，在一个现代性很高的民主国家，高唱革命显得十分酸腐，因为当代民主社会一般讲走“改良路线”和“修正路线”。当时，在当代中国特殊文化语境之下，文化革命十分频繁，看起来也异常猛烈。究其原因，还是中国传统文化所打造的畸形人格基因在作怪。整体文化状况如此，作为文化风向标的文艺界更是如此。

可以说，中国人的畸形人格和功利主义价值观在当代艺术界尤为明显。当然，另一点也不能不谈，即中国人历史观念的畸形化。相比较而言，历史观念的畸形化对于当代文化的发展更为致命。在封建社会，专权者极力封锁言论而导致中国“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缺失，尽管近代西方个体价值观念对此弊病产生过冲击，但情况并不能让界入者乐观。向“第四代批评家”、“新锐批评家”、“新锐艺术家”、“青年批评家”、“青年艺术家”、“年轻批评家”、“年轻艺术家”等等头衔的提出正是当代中国人历史观念混乱的事例，因为这一系列标签背后根本没任何精神指向性。笔者一再强调，自己根本不可能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做出客观评价，评价当代人历史的人应该是当代人的“后代人”而不是当代人自己，当代人应该关注的是自己能创造怎么样的历史。但是，中国当代艺术界发生的许多事真是让人大跌眼镜，活着的一群批评家自己直接编辑出版“20世纪批评家”文存，成名批评家又界入举办与年轻人相关的活动，也就是说，老批评试图在自己活着的时候也将年轻批评家的身份认定——将其创造思路定成模版。这不能不说是极度荒唐的做法，因为一切皆变，在一个后现代社会，谁能做预言家？显然，一切是极其荒谬的。

并且，老一辈人中的部分人操作年轻人的流程直接沿袭了封建社会“称帝封侯”的手段，说直接点就是自己称帝，分一些近亲年轻人为王候，即“青年批评家”、“新锐批评家”，他们就是怕那些“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人造他的反。但是，很显然那种封建暴政者所用的收编方法对当代年轻人已经全然失效。毫无疑问，这种专横的话语霸权只会导致革命。因为前文笔者说过，革命是修理专横者的最好办法。当他们那样做时，年轻人摇旗呐喊是必要的。也就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现在称帝封侯为时过早，尤其是年轻人需要警惕这一点。因为，现如今中国批评本身都存在极大的问题，是否出现过真正的批评家都需要细加斟酌，何况其它！

总而言之，“批评家”的荣誉与头衔不是自己封给自己的，而是民众赐予的，而“批评家”自己需要做的是——批评！鉴于这点，当前最年轻的批评者应该对20世纪的批评家做出客观评价，也就是需要重新书写“20世纪中国艺术史”和“20世纪中国艺术批评史”。评价当代批评家也应将“人造批评家”与“自然批评家”严格区分开来。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五日于黄桷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