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要不要平常心？
反对以创新和发展的名义搞破坏
变来变去，不叫创新；没有方向，不叫进步；只破不立，不叫发展。
《新周刊》：今天，我们该如何定义保守？
陈丹青：在我们这里，定义“保守”，很麻烦。我们会说怀念计划经济的人群是保守派，可是大家知道，为那个年代曲意辩护的新左派，截取的是西方偏于激进的新说，而在本土被目为激进的“自由主义”，则属西方的传统右翼价值观……文艺圈，沿袭70年代创作教条也会被讥为保守，可是今天那些认同古典传统，譬如试图从宋元明清汲取资源的国画家不但不“保守”，而且很可能反映一种新机。
中国大致有两种“保守观”，一是指“五四”运动对整个中国文化大统的指控，并被组入新政权的意识形态；一是改革开放后，谁要是认同此前30年，通常也会被目为“保守”——真是此“保守”非彼“保守”，百年是非，许多人错了又对了，对了又错，总之，在中国，“保守”是个被说坏掉的词。“文革”时期说你保守，轻则批判，重则交付政治裁决，多少干部学者被打倒、整死，罪名之一就是保守派。80年代以来，“保守”一词仍不光彩，在政治领域意谓抵制改革开放，在文艺领域，新一轮文化激进主义持续升温，唯“新”是从，你曾听哪位艺术家坦然自称“保守”吗？
《新周刊》：你自己是否一个保守的人？
陈丹青：论绘画实践，我是个“保守”的人。“文革”结束后，文艺创作大趋势都是摆脱过去，迎向现代，可我回头追寻19世纪现实主义，直到今天，我仍然迷恋广义的传统艺术和古典美学。如今有评论认为“西藏组画”是当时的“当代艺术”，很另类，甚至“前卫”。假如“前卫”、“另类”是指在那个年代试图摆脱教条，是的，我做了那样的事，但绝无“创新”之念。“文革”教条就是以“创新”一说给逼出来的，所以我厌恶，并从不相信“创新”这个词。
在中国，“创新”也是个被说坏掉的词，一如“革命”与“反动”、“先进”与“落后”、“左派”与“右派”……都是被糟蹋的词语。曾经绝对意味着政治后果。改革开放以来，这些词语的威胁感逐渐消褪，但有时仍被挂在嘴上，变成欺世之辈或迂腐之人的大话、空话、废话，或转成实用的谎言——早先，革命文艺家们对“创新”多少有点天真憨傻之意，今日文艺界学术圈，则“创新”一词是个心照不宣的圈套，成为利益垄断的交换筹码之一。当我在学院表格看见“有何创新成果”一栏，我立即明白：又一个词被糟蹋，同时被利用了。
所以你看，我写稿子不用这类词语。即便用，我会加上引号或“所谓”二字，留出怀疑讽刺的余地。
《新周刊》：你如何看待保守与创新之间的关系？
陈丹青：“保守与创新之间的关系”？你要是参加过50年代直到“文革”的各种会议，听过领导或艺术家的发言，你会非常熟悉这句话。可我看不出中国文艺曾经清醒地面对——更别说解决——所谓“保守与创新的关系”。
有些艺术家只认传统作品，拒绝新艺术；有些则一味崇尚新玩意儿，对20世纪之前的艺术毫无感觉，不幸这类偏见与偏执，太多了，绝不仅止艺术。这种对立的意识，割裂历史，其实保守也好、创新也罢，都来自一种整体感、历史感。昨天与今天是什么关系呢……如前所述，当“保守”与“新创”等等词语被政治化、绝对化、功利化，后果是什么？就是我们丧失了历史感。
《新周刊》：你反对什么类型的创新？你赞赏什么类型的保守？
陈丹青：反对什么、赞成什么，这也是我辈听得太熟的句式，属于官话。事实是，货真价实的创新，自在而稳健的保守，非常罕见、非常难。
《新周刊》：各国都有保守主义、保守分子、保守势力，如何看待保守派带来的价值？
陈丹青：在现代国家，保守派与革新派是一组真实的张力，有效换取平衡，至少，民众在具体而微的事物——预算、税赋、福利、堕胎等等新老问题上——有所选择。最近我回纽约探亲，赶上大选，希拉里和奥巴马不都是同党么？那份死缠烂打呀！可是民众那么当真，分成两半，人山人海，所到之处，摇旗呐喊，闹半天，还没跟共和党候选人，那个70多岁的老家伙——也就是所谓保守势力——交手呢！
保守的价值无所不在，它催生真的创新。还是说纽约。在我回去的一周，纽约最重要的现代画廊老板玛莉.布恩刚刚以她在中城与下城的画廊，分别为两位中国人——艾未未、刘小东——开办个展；在上城，位于89街的古根汉现代美术馆隆重举办蔡国强巨型回顾展。邀请三位中国人占据他们最显要的画廊和美术馆，本身就是大胆创新啊，而位于82街的大都会美术馆正举办中国14世纪书法专题展、法国17世纪宗师蒲桑和19世纪大师库尔贝特展……以上节目只是本年度纽约展事的一小部分，不必分辨哪边有所“创新”，哪边趋于“保守”，这一切构成活的历史。
《新周刊》：对《退步集》而言，如何理解它与保守之间的联系？退无可退，就是进步，保守是否亦代表着一种进步的价值观？
陈丹青：《退步集》书名常被误解和引申。我画得少，退步了，出了本书，也谈不上进步，仅此而已。“保守是否也代表着一种进步的价值观？”要知道，“进步”一词也给我们说坏掉了。一个挺好的词被说坏了，多可惜，多尴尬呀。我们当然渴望进步，但进步不是过河拆桥，一如“新”并不就是“好”，“旧”并不就是“坏”。当一个或一对词语被赋予太过分明的价值判断，话就被说死，失去余地、没有退路了。
《新周刊》：围绕保守，我们还有哪些事情可做、要做、亟需做？
陈丹青：整体而言，我们有何可做？这一百多年中国人做得太多了，如今还剩下多少值得我们保护而坚守的信念或事物么？
一些零零碎碎的旧风俗、老习惯、好教养，倒是正在这里那里被些许个人勉力恢复着、维护着，哪怕是茶道、莳花、礼貌的语言、有教养的沉默、耐心倾听、委婉拒绝……我可能离题了。我们是否应该先开个单子，看看曾被视为“保守”的事物是些什么。
《新周刊》：你是否期待文化保守主义的盛行之风出现？
陈丹青：文化激进主义列车百年来不断提速，目前一时煞不住。假若我们终于意识到“保守主义”的真意，可能迟了。譬如城市建设，那么多珍贵的城镇街区，拆都拆了，还能怎样？再譬如种种伦理道德，你讲孔子，开国学班，收取高额学费招揽企业主管高等白领来听讲，你真的相信他们听过之后，做起生意就开始讲点仁义道德吗？
所谓保守，反过来说，即尽可能阻止太多太快的毁坏。不止中国，世纪以来世界范围的种种败笔、灾祸、大不安，都因为太激进，太聪明、走得太远了。先进国家近年大致都选择了保守派领袖，但愿为时不晚。
《新周刊》：谈鲁迅，他的保守做派何为？
陈丹青:鲁迅是点燃文化激进主义的那一代人。在他之前、之后，陈独秀、胡适、瞿秋白、王明……比他更激进。不论主张，老牌保皇派辜鸿铭的姿态言行也比鲁迅更激进。这代人的种种激进尚有苦衷、有必要，也有资格，他们确曾活在历史关头。他们没看到文化激进主义在1949年后的伟大景观——废墟的景观——换在今天，我相信，鲁迅会反省自己的言行。他那时就不断反省，譬如对进化论失望，对左翼齿冷，对任何新主义的尖锐的怀疑，等等等等。
“他的保守做派何为”，我不很懂这句话。我只知道鲁迅赞成中小学生用钢笔而不用毛笔，但他毕生使用毛笔、竖着行文、用旧式信笺，从书写的意态看，字字恭谨而享受。他和郑振铎苦心孤诣搜集出版“北平笺谱”，不厌其烦；他不喝咖啡，但建议少读中国书；他不穿西装，但喜欢好莱坞电影，有一回看了《复仇艳遇》，晚上写信告诉两位年轻朋友，一说是“以为甚佳，不可不看也”，一说是“觉得很好，快去看一看吧”。他攻击礼教，讽刺二十四孝图，但至死奉养老母，以旧式规矩给母亲写信，每信开头毕恭毕敬：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
我于是看见五十多岁的鲁迅穿着长衫跪在妈妈跟前，低于膝，变回他与闰土玩耍时那么幼小——中国古文造作得多么好啊：“母亲”而且“大人”，还不够，还要“膝下”，如此恭敬到优美的文字不值得守护么——再看落款：
专此布复，恭叩
金安
男树(取原名“周树人”)叩广平及海婴随叩
我并不是说，这便证明鲁迅“保守”。以我私心揣度，他其实这样地写着，可能有点为了好玩。
《新周刊》：再说木心，他在人文上的保守有何表现？
陈丹青：说来话长，仅举一例：二十多年来，木心先生迟迟不在大陆印行他的著作，理由之一，是不习惯简体字。然而国家不愿守护繁体字，明文规定不准许，有什么办法呢。
《新周刊》：中国的当代艺术，需要保守吗？
陈丹青：心静下来就好——静得下来吗？目所能及，我们看不到几例货真价实的“创新”，也不见稳健而自信的“保守”，多是亢奋躁急。说到文艺创作，我在域外目击的保守之状，大致生机勃勃，崭新的创发则悄然潜沉，不声张，忽然就亮了出来——人家从来不提什么创新不创新。
艺术事小，我们国家大局尚且尘埃未定，弄艺术的能够虚静自守，便是大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