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木匠和种棉花(11355,10.00,0.09%,吧)

兄妹六人里，张宝全排行老四，当下除“老大”依旧在北京打拼外，其余几个兄妹尽管都曾有过在北京创业的经历，但后来均感觉氛围并不适应，于是纷纷再度回到江苏镇江，而张宝全之所以做过两三年木匠，而且“直到如今技术也不差”，受到的直接影响来自大哥。“我是在镇江第八中学上的高中，在高中还没毕业就已经给老大 ‘打下手了’，他们白天在单位上班，晚上就给人家打家具去，那时我经常给刨个料啊，锯个料啊，学着做，等高中一毕业，就正儿八经出来干了。”

早在解放前，张宝全父辈即在长江里做船务，后来公私合营浪潮来临，诸多相关同业者在政府主持之下成立江苏省航运公司，而之前做船长的张宝全父亲便顺理成章进入该单位成为国有企业工人，而张宝全兄妹均出生于江苏省航运公司宿舍，但因孩子太多，同样的家庭收入，他们家过得颇为贫苦。“我们家在那个航运宿舍里面算是比较困难的，在六几年的时候，我们就是二层楼房，就像筒子楼一样的，航运中心一共是三栋楼房，等于是家属院，大家基本收入都差不多，所以具体过得怎么样，完全看家里小孩的多少，人家一般都是两个、三个，还有的甚至是一个，四个的都不多，但我们家是六个，我们小时候就像放牛放羊一样，粗粗拉拉地就长大了。看现在的这些孩子太幸福、活得太精细了。”

张宝全认为，直到如今，当一个人静下心来，自己最为认同的，其实是“小木匠”的身份，虽然清苦，但很真实，而在做木匠的这两三年时间里，他曾被迫下乡到郊区种棉花，只是时间不长，只有一个月。“我觉得当木匠也是特殊时期的一种必然，当时我们上山下乡是怎么一个情况呢，如果是独生子女，就可以不下乡，如果是两个子女，要下去一个，但我们家是兄妹六个。我们老大下放到新疆了，所以老二就分配了。本来如果老三下去的话，那么我就可以分配，但从家里的角度来说，尽量能留的就留下，所以我们家老二老三就分配工作了。那么，很显然，我是老四，那肯定是要下去的。”

张宝全并不谦虚地说，自己头脑聪明，从小学习优异，大考大玩，小考小玩，到了中学也是如此，除了英语不灵光，基本各个科目都是前茅。

关于上山下乡的经历，本刊记者存有疑问，张宝全对此解释说，当时他几乎属于最后一批，是1976年初，而他下乡所干的活计是种棉花，但因老家和郊区较近，回家倒也方便。“大队把一个仓库清整了一下，把里面的粪桶、簸箕、锄头拿出来，里面打扫干净，放上一张床，一张破桌子，就成了我的宿舍。”

“那时候干活都是打赤膊，以前在室内干活不明显，后来在室外不行了，到了晚上一睡觉，背后的皮全掉了，我趴在那里不能动。当干到不足一个星期的时候，我开始很茫然，觉得种棉花实在没什么希望，家里也希望我再出来做木匠。”

张宝全认为，自己对绘画和文艺的热爱源于“文革”时期独特的童年生活，而自己在此层面的基本功就是在这个阶段打下并在中学美术组成熟起来的，而这样一个优秀的绘画本领，对于他日后从事木匠以及电影、文艺创作影响至深。

“其实仔细想想，当时干的事情，和现在干的，也没什么不同。那时候当个建筑队代班，和现在当个公司的头是一样的，只是在各方面操心更多而已。”张宝全说。

炮兵与导演

1977年，20岁的张宝全应征入伍，成为南京军区一名炮兵。

张宝全说，在部队，他非常刻苦努力，并通过他的绘画和文学才能，获得了更多被选拔和晋升职位的机会，并在不久后顺利进入军区电影组，给部队官兵放电影，修理无线电设备。“新兵连嘉奖结束，我是我们连受到嘉奖最多的一个人。第一年部队评‘学雷锋标兵’，也是我。” “部队做幻灯调研，我们是一路杀过去，从师第一名，到军第一名，到省军区第一名，到片军区第一名，一直到南京军区第一名，因为我的绘画才能。”

在12年的部队生活中，张宝全最为自豪的则是，“在越南老山前线打了两年仗，我是我们部队里唯一一个没有打死敌人而立了二等功的人。”

张宝全解释说，因为上前线以后，一线的记者，必须是部队自己的，而他则是部队战地一线记者之一，“军报记者只能上二线，地方记者只能到三线，所以打完仗以后，新华社的很多通电，都是我们在前方写好后，传到后方去的。”“我后来出的三本书，有半本多，都是那时候写的。在那一年半的时间里，跑一线阵地最多的人是我，身上背着三洋4500的大录音机，去战地采访，太阳一晒，很蒸，就像洗桑拿一样，枪林弹雨，随时有牺牲的危险。”张宝全说，“一年时间，我搞了三百多篇文章。”

张宝全说，其实，当初他最大的梦想，是当一名专业作家，而相对于绘画和文艺，他对文学的推崇则是第一位的，但最终张宝全未能进入部队创作室，没有成为军旅作家。

1987年，因南京军区拍摄相关剧集的需要，张宝全以编导身份被借调到南京，而此次借调使得张宝全与在该剧组担任场记的王秋杨相识，此人也即张宝全的现任夫人，而王秋杨的父亲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而生于福建的王秋杨在年龄上则小过张宝全10岁。通过该剧集的拍摄，张宝全认定，“原来影视是导演的艺术，而不是编剧的艺术。”

一年后，因进入浙江电视台的尝试受阻，张宝全于是在镇江老兵、当时镇江电台台长引荐之下进入镇江电视台，但仅仅一个月的工作之后，张宝全就感觉到，镇江的氛围并不是他所期望的，他需要跳出来去专业地研究影视艺术，而在此间，张宝全与王秋杨的书信联络未有停止，只是双方的感情为女方家长断然拒绝。同年，张宝全以停薪留职的形式从镇江到北京并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学习。

张宝全顺利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师从著名导演谢飞，而且似乎早有“预谋”，当时的王秋杨恰在北京广播学院学习新闻，二人的交流借此骤然升温。毕业后，张宝全力图进入八一电影制片厂，但因拍摄某电影，张与八一厂交恶，本来决定投资拍摄的电影被临时改为拍盒带，加之随后的影片的拍摄再度遭遇政府作风，感觉理想破灭的他，愤然决定下海。

谈到王秋杨及与八一厂的合作，张宝全说：“我们是1986年认识，1991年才结婚，1991年我是按照随军家属性质调进北京，那时候想进八一厂，结果还没进成就把人得罪了。走投无路，只好下海。”

海运及地产

1992年初，张宝全带着两口子加起来仅有的几千块钱去了深圳，生活清苦，每日基本以方便面充饥，求助朋友未获得响应，最终并未在深圳发现机会。后来“因为帮助一个朋友做点什么事情的时候”，偶然去了海南，而此一去显然意味深长。在海南，张宝全经历丰富，操作手腕日渐老辣，非但成功与工商银行(3.87,0.11,2.93%,吧)在资本层面实现了合作，更依靠当初合作伙伴的“丢盔弃甲”、“卷钱走人”而“意外”捞到一个空壳公司，自此，地产、海运、贸易，张宝全轻松掘得第一桶金。“在海南捞到的第一桶金是海运。地产这一块，只是没赔，挣了点小钱。那时候大活不敢接，从各方面不敢太放开，还是没这个胆量。”

到海南半年后，本地房地产市场整体崩盘，一批企业泥足深陷，而此刻的张宝全已经开始将公司业务向北京悄然倾斜，船务路径基本从山东跑到福建，把北方大宗的粮食拉到南方，而海南则仅仅为公司注册地和纳税经营归属。

“当时海南一般的海运公司，只能跑内陆内洋，不能跑外洋，而我的公司是内洋外洋都能跑。当时为什么做地产呢？因为当时的中国房地产市场刚刚开放，大家都没做过，都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而地产又是‘小公司可以做大公司事情’的一个领域，所以我们重点还是放在地产上，只是后来我们将地产从海南向北京撤离，而大宗进出口贸易依旧在不断进行。”

进入北京后，张宝全凭借独特背景果断承接“危房改造”项目，并从该项目运作中迅速回笼资金，“为什么前期我要做危房改造呢？如果你买一块地，要100%的资金注入，而危房改造是什么政策呢？你只要把前期的规划做出来，把居民安置计划做好，而你又没有太大问题，就可以批准，前期不用花太多资金，只是拆迁的时间进度是非常重要的，只要拆迁完毕，我就可以开工，只要一开工，我就可以申请销售许可证，就可以卖房了。”

“当时来讲，没有任何一家公司在危房改造上比我们更专业，北京搞拆迁或者搞施工，没人比我更快，其实很多人并不知道，我们真正厉害的，是拆迁。”张宝全认为，相对而言，危房改造完全是靠辛苦挣钱，现在他再不会碰了。“那时候没有太多钱，等我做完今日家园后，我就坚决不再做危房改造小区了，现在是见了绕着走。就像苹果派，我一下子买你一个厂，干脆利索，所以，有钱就做有钱的生意，没钱就做没钱的生意。”

“像我们这些人，能做成这个样子，其实还是机遇，其他的都不特别关键，只是说，这个时代让我们赶上了。”

谈及财富观及对生命的思索，张宝全认为：“究竟工作为了生活，还是生活为了财富，或者生活为了工作？是财富为了自由，还是自由为了财富？我最终认为，我们是要创造一种生活，不论私人生活，还是企业的生活，而这种生活归根到底是对人本身的有意义，对社会的有意义。当然，挣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