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行为艺术大约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期。早期的行为艺术作为对西方流行方式的一种模仿，人们对它的歧见主要是因为他步西方后尘以及种种怪异的表现，所以并没有太在意它在文化上的意义和学术上的价值，但是1989年中国美术馆内的“枪击事件”，不仅使行为艺术受到了人们的关注，而且也导引了行为艺术的畸形发展，从此在法律、道德、人性、公共利益、人类文明等许多领域作出了令世人瞠目的挑战。
连那些当初力捧中国前卫艺术的西方人也开始为一些极端的表现而震惊，当中国的前卫艺术家以艺术的名义虐杀动物的时候，最先对此提出异议的不是中国人，而是西方人。中国人常说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现实中得到了印证，西方人正在吞噬他们一手酿造的苦果。在许多人热衷的文化“一体化”的大背景下，行为艺术的极端表现迫使人们反思“行为”作为“艺术”所必须具备的一些文化前提。
如果说80年代后期以包裹自己为主要特征的行为方式，通过类如长城、圆明园、明陵这些具有特殊历史文化价值的场所的呼应，一般还能表现出一些文化上的反省的现实意义。那么到90年代中期以自虐的形式所表现出的视觉上的刺激而引发对所谓对“生存感觉”的思考时，人们已经难以用正常的思维和习惯的方式去理解行为艺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六十五公斤》，作者用铁链把自己捆在屋内距地面三米的房梁上，在两名医生的帮助下，作者的250毫升血慢慢的流出，并滴落在加热盘中，沸腾、烧焦后的血散发着腥味。艺术家或许能在这荒诞而真实的体验中，感悟到生命的脆弱或失血的恐惧，会有终生难忘的历史记忆，但是作为艺术形态的这一行为有何“艺”而言？这种对伤害的迷恋演发为到世纪之交的烙印、割肉、食人，行为艺术则远离了大众审美的领域，成为个别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或无聊者的一种游戏。
现在用真善美（特别要注意，不要把“美”字变成“忍”字）来作为艺术的基本要求，可能有点感到过于陈旧和落伍，但是对真正的艺术来说，以真善美来要求并不过时，即使对非艺术而言，以真善美作为一种境界，也有着合乎道义和人性的地方。行为艺术的“真”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即使不真，那些行为艺术家们也为了人们眼前的真实行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行为艺术中的极端表现是无“美”可言，至于“善”还有另外的疑问。
1994年，一位来自美国的中国艺术家挟其在当代文化史上的地位，在北京的红霞旅馆做了一个题为《文化动物》的展览。他在所选择的公猪身上印上英文，在母猪身上印上中文，并在注射过催情剂后，将它们置身于一个堆满了中西各种文献的圈子里当众交配。很多理论家对此作出了不同寻常的阐释，比如：“表明了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的一种强暴”：“对于东西文化交往和交流的可能性，或者说不可能性的种种反思”。这种类如儿童看图识字的文化演绎，以艺术的方式却将一个低层次的在俗人眼中也被视为“不堪入目”的表演提升到一个很高的层次，但是作者却忽视了人对动物和自身的伤害，也忽视了人区别于动物所应有的矜持。
这种对动物的强暴和伤害，在1997年5月，经一位中国的艺术家在英国的表演而走上了国际社会，作者应邀参加了以“幸福曲奇”（“FortuneCookies”）为题的展览，在展览上他表演了“宇宙牌幸福鸡”（UniversalHappyBrandChicken）。“室内空间被布置成了类似烹饪和医学试验室的混合体，桌上摆着手术器械，他脱去衣服，温柔地抚摸那些鸡并亲吻它们，然后给鸡注射化学药剂，接着用手术刀肢解这些鸡，而化学液体也流淌出来。最后，他向这些鸡小便。”一位名为LoisKeidan的评论家评论说：“‘宇宙牌幸福鸡’，是针对人类对动物权肆无忌惮的侵犯的深刻批判，包括在遗传学上对动物的品性‘改良’与‘复制’，同时也包括传统的中医从濒临绝种的动物身上提取‘要素’。”但是这位评论家没有说明以鸡作为媒材自身所暴露出的问题。
进入2000年，虐杀动物成为行为艺术的主流形式之一：有人将购得的活鱼、活蟹、活虾各一只放入三只密封型玻璃瓶子中放入大海，以“漂流瓶”的形式构成了动物的死亡地狱，而这一死亡地狱是人所造成的。有人把这一行为看成是对现实中的人们狂吃生猛海鲜的反思，显然过于牵强。在生活方式和艺术方式中有截然的不同。
《斜阳岛羊皮书》中的宰羊，不知宰羊的艺术家和有无古代庖丁“解牛”的技艺，也不知宰羊这一“艺术的”行为和屠夫的“工作的”行为有多少本质的区别，仅仅是以艺术的名义吗？
把两只或几只白鼠腹部肌肉缝在一起的行为《JIU》，已经不是医学的实验，那种毫无科学目的地对动物的伤害，表现了行为者心理上的扭曲。
一件名为《鱼·行者》的作品出现在西安举办的《与水同在》的西安行为艺术集群展上（10月4日），作者把六个装有清水和金鱼的鱼缸漂浮在肮脏的河面上，行者（艺术家）用弩将其一一击碎，不知艺术家有没有考虑到失去清水的金鱼能否存活于“肮脏的”河水之中。
如果说这些个别的虐杀动物的作品仅是出现在一些展览之中的话，那么，以人与动物关系为主要对象的行为艺术展览则全方位地展示了人们对动物的肆意强暴：2000年4月30日在成都举行的《人与动物·成都展》上，《尤物之吻》以身体媒介、一千只小鸡、玻璃匣子为材料，整个行为经过了这样的过程：作者端坐在封闭的匣子里，小鸡簇拥聚集在身体四周，作者长时间口衔小鸡嘴喙，以示亲吻，之后将小鸡从玻璃上的小孔中吐出匣外，再衔一只，不断重复，直至行为结束。对于这件作品，有这么一段文字说明：以身体作为媒材，将作为社会的、文明的、知识的人减退到原初的本真状态，摒弃日常杂念，用相对纯净的心性情绪与同样单纯不谙世事的羽毛未丰的小鸡共处一个空间，企图将非人的小鸡提升到人的地位，营造和建立一种人与动物的平等对话的局面以及和谐相处的关系。但局促的空间，拥挤的环境，可能造成的紧张关系，人的侵略性的举动，小鸡的短暂窒息或被抛弃亲密关系之外，以及过程中的偶发意外，均揭示这种人与动物的关系存在的极大的不正常、不自然、不平等、不和谐。同时也披露了人自身的严重问题：高高在上的优越感？不尊重他者的单向式的关爱、残忍的暴力的武断、聪明而愚昧的浅短目光、麻木不仁的个人实用主义的狭隘出发点。借此近距离体验和关照生命主体在不同的关系、场景、氛围下被异化后的真实状态和和感悟，并拷问生命个体在当下残酷紧张又庸俗花哨的不平衡现实中的尴尬境遇等诸多问题。这是一篇充满矛盾的叙述，如果一千只小鸡的生存权都被剥夺了，那何以谈到“将非人的小鸡提升到人的地位”，更谈不上“营造和建立一种人与动物的平等对话的局面以及和谐相处的关系”。这段文字说明中的许多话正是对虐杀动物的有力抨击。
《人与动物·成都展》对动物的虐杀，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但是时隔一个月的5月28日，一个名为《人·动物：唯美与暖昧》展又在南京举行。16位来自南京、常州、徐州的艺术家和客居北京的江苏籍艺术家轮流身体力行地演绎了13件作品。在展览第一现场的清凉山公园扫叶楼内，一具从屠宰场运来的刚宰杀、还有鲜血淌出的整牛的躯体摆放在扫叶楼前铺满白纸的展场中央，“使展览现场十分情绪化，紧张，压抑。”展览开始后，艺术家裸体出场，“更使许多观众心跳加速，甚至有个别人感到恶心和不适。”由此而产生了引起媒体和大众普遍关注的“牛肚子里跑出裸男”的话题。
毫无疑问，这些以动物为材料的行为艺术“都揭示了人类社会对动物所拥有的生杀予夺的霸道权利和以人类为中心的人与动物之间的不自然的关系”，但是人们并不能因此原谅为了揭示这样的关系而虐杀动物。《尤物之吻》作者力主的“将作为社会的、文明的、知识的人减退到原初的本真状态”，可能就是《三字经》开篇所说的“人之初，性本善”，这符合艺术的“善”的要求。但是虐杀动物的行为不仅不善，而且非常残忍，无艺，无术。 “善”作为人性的一个基本要求，不仅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同时也表现在人与动物的关系上，“善”成为一种美德，其反面是凶恶和残忍。以艺术的名义所施展的各种行为，不仅不能违背人性的基本要求，而且还必须表现艺术的基本的美的要求，否则种种虐杀不仅不能等同于屠夫和科学家为了人的生存所必须的工作，相反则是一种罪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