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许多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以后的人来说，或许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会有人以如此高涨的热情来庆祝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但是对于经历过“文革”年代的人们来说，“改革”如同春雷炸响，唤醒了人们沉睡的心灵，那种声音至今久久激荡于胸。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国美术走过了不平凡的30年，忆往昔，中国美术家们感喟良多。记者约谈的徐福厚就是在1978年这一年考入了河北师范大学美术系，如今，他的美术生涯伴也走过了整整30年。

■沙漠里涌出了甘泉

徐福厚1978年考入河北师范大学美术系学习油画，1986年考入湖北美院硕士研究生，师从尚扬先生，曾担任河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2006年他辞去院长职务。如今，他除了带研究生，还有自己的工作室，徐福厚将更多的精力用于艺术创作。徐福厚考入大学的那一年，刚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那年，谈到中国美术在改革前后的变化，徐福厚用一幅画形象地说明了当时中国美术的状况，这就是《毛主席去安源》，这恐怕是绘画史上印刷率最高的一张画，“那时候人们对于美术作品的印象，好像就是这一幅画。美术根本谈不上创作和思考，艺术的灵魂是被禁锢的。”

1978年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中国美术焕发了新的神采，仿佛干涸的沙漠中冒出了一股清泉，艺术家们开始迫不及待地用手中的画笔描绘出自己的心声。人们开始追思并控诉那场动乱带来的精神和身体上的摧残，并开始关注现实，从生活中获得真切的感受。“伤痕美术”、“乡土美术”应运而生，罗中立的《父亲》、陈丹青的《西藏组画》便是其中的代表。此时，刚刚获得心灵解放的美术家们，像是打开牢笼的困兽，宣泄着积压在内心深处的情绪，一大批新颖优秀的画作问世，但是他们却还没来得及放开眼界看到更为广阔的天地，徐福厚介绍说，“这一时期的美术采用都是具象写实的手法，几乎全盘继承了前苏联的美术形式。”

■西方艺术的魔幻光芒

在“解放思想”的旗帜下，美术家们不仅以高昂的热情投入艺术创作，而且开始关注并向往西方的现代艺术成就。于是在1984年和1985年出现了青年美术思潮(简称“85新潮”)，中国的青年艺术家们开始狂热地追崇西方艺术理念和绘画技巧，这其中不乏优秀作品，尚扬先生的《黄河船夫》便是那一时期的重要成果。“85新潮”反映了青年人要革新中国美术面貌的真诚意愿，在客观上它适应了中国艺术家们追求创新的愿望。与此同时，它也表现出青年人的幼稚与天真。这些青年人模糊地看到了西方现代艺术的变革主张与创新追求，而对其来龙去脉不甚了了，对此徐福厚表示，“中国青年艺术家们匆忙地用几年的时间演练了一遍西方一百年来的现代美术史，其中不乏模仿的成分。”这一时期，中国艺术家的眼光开阔了，却不免有些盲目与凌乱。

■中国美术家日渐成熟

进入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美术家日渐成熟，经历了最初的热衷后，他们已经不再满足于西方的绘画风格，中国画家开始学会借鉴，借鉴世界上一切优秀的艺术成果来表达自己的东西。并开始专注于自己身边的人和事，关注生存境遇，心灵遭际。方力钧、岳敏思、张晓刚、刘小东就是这一时代的佼佼者，他们的作品准确透彻地表达了当代人的精神状况，敏锐地捕捉到现代生活的双刃性，表达了当代青年在物质充斥之下的困惑和无奈。这一时期的艺术家的作品往往不再起什么具体的名字，作者的名字就是自己作品的最大标志。

此时中国传统艺术价值的重新认识和回归意识也在加强，追寻中国古典韵味，表达闲逸超脱精神的“新文人画”在画坛崛起，倾向于借鉴西方现代艺术观念来改进中国画的“实验水墨”，也开始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艺术品市场是把双刃剑

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画家的作品刚刚受到世界的关注，有极少数西方收藏家收藏中国艺术家的作品。随着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中国的艺术品市场开始与国际接轨，中国艺术家的作品也逐渐显现出丰富多样而又极富个性的特点。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艺术品市场空前高涨，迎来了繁荣景象。徐福厚认为，这无疑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成果，许多艺术家因此而拥有了极大财富。但是市场又是把双刃剑，艺术家追求的是心灵的自由，一旦与金钱挂钩，他们往往会被市场和商人左右，不免迎合的意图。徐福厚说：“被金钱绑架的艺术家，不能诚实地反映自己内心，这是可悲的。如果不能为自己而画，我宁愿不画。”在这种情况下，价钱最高的艺术品，是否意味着其艺术价值最高？最受追捧的艺术家，是否其艺术成就最高？成了这些讨论的热门，艺术与市场这对矛盾也成为新世纪里艺术家们最为困惑的问题。

30年改革的成就深入到各个领域，随着国力的增强，中国当代艺术家们的自信心日益增强，他们清醒地遵循着艺术创作的规律，不妄自尊大，不妄自菲薄。在新世纪里，青年艺术家们迅速成长，他们更前卫更大胆，同时中老年艺术家们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更深切地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艺术中的价值。中国美术正显现出前所未有的旺盛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