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博士、美国匹兹堡大学艺术史及建筑史系研究教授；四川美术学院特聘教授。主要从事现当代艺术批评和文化史研究，中文专著包括《’85美术运动》（合著）、《中国前卫艺术》、《中国极多主义》；策划的主要展览包括“中国现代艺术展”（1989）、Inside Out: New Chinese Art（1998）、“丰收：当代艺术展”（2002年）、“中国极多主义”（2003年），“墙”（2005年）、“无名”和“意派”等。

商报：中国现代艺术展20周年纪念昨日已经开幕。作为中国现当代艺术史上一个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展览，我们今天对它的纪念和回顾，不仅仅是在总结历史，更重要的是要对当代艺术有所启发。请问作为策展人，在这次纪念展览中你融入了哪些新时期的因素？在现在的市场下，你想通过展览达到怎样的启迪效果？

高名潞：当代艺术需要一种批评和独立精神，而这就是“’89大展”的精神。同时，还有进取，向公众传播和交往的欲望。不论我们如何评价当时的作品。但是，这种向外的积极态度，是目前缺少的。目前，艺术俨然成为只为圈子里生产的事了。

商报：你作为“’85新潮”、“’89现代艺术大展”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中国当代艺术史最早的“作者”之一，“前卫”一直是你闪耀的光环。众所周知，前卫不是哗众取宠，而是代表着敏锐的洞察力、深邃的思想内涵，与非凡的创造力、表现力，这样才能够发时代之先声，使艺术作品达到荡涤心灵、引领时代潮流的效果。你认为日益国际化，并且为市场所关注的中国当代艺术真正“前卫”吗？

高名潞：市场会腐蚀前卫，但是西方的前卫正是在批判资本主义市场的前提下出现的，比如杜尚。中国的市场才刚刚开始，人们还在拥抱它、享受它、消费它。但是，今后会有冷静的批评性作品出现。西方现代主义试图独立它，但还是被俘虏了。后现代主义试图挪用它，进而颠覆它，也都没有成功。但是，他们创造了一种美学。你可以称他们为现代“经典前卫”和后现代“新前卫”。前者是拒斥，后者是共谋。

中国的情形可能有所不同，不是这种二元关系，而是第三空间，既不是拒斥，也不是共谋。而是在独立于体制和市场的知识分子第三空间里，批判它们，同时也审视自己，具有自我批判精神，用艺术伸张自己的声音和责任。同时，这种前卫也会和体制以及市场开明的因素合作。当然，艺术必须要有形态依托，中国的前卫可能和西方现代与后现代的形态极端性有区别。相反，它用不绝对和不饱和性、也就是意在言外性去彰显一种更深沉和宽广的先锋意义。

商报：你是研究艺术史的学者，请你从艺术史的角度做一下分析，在目前浮躁、浮夸的市场风气下，有多少艺术精品能被写入历史？还是在艺术史上只会记录下这样一段整体的动荡？同时，在市场动荡之后，中国当代艺术、当代艺术家们将会呈现怎样的发展趋势？

高名潞：中国当然有在历史上写下一笔的艺术大家，而不仅仅是动荡浮躁的整体。之所以有这种印象，是因为我们没有成熟的叙事体系。我们的叙事来自借用的西方叙事模式。不是不可以用这个模式，只是它有自身的局限。（记者 刘洋 原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