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强烈的问题意识。书中的大多数文章都是从现实文艺问题出发，然后上升到普遍性、规律性的认识，深切的忧患意识始终渗透在字里行间。在作者那里，没有丝毫的乡愿气和市侩气，对于文艺倾向和作家作品总是毫不掩饰地主张所是、毫不迂回地否定所非。《保卫屈原》一文缘起于一些人对于屈原形象的无端歪曲。上世纪90年代，有人打着“研究”的幌子，说屈原根本就不是死于投江自沉，而是因为与楚怀王宠姬郑袖“暗恋”而被政敌所杀。作者以楚辞和史籍中的大量证据批驳了这种臆测，并进一步指出：学术界存在的这种“非俊疑杰”的风气，“损害了民族的尊严，践踏了民族精神的旗帜”。在《为政治抒情诗正名》一文中，作者鲜明地提出：既要反对庸俗社会学，又要反对“纯艺术”论。为政治抒情诗正名，既是“捍卫文学尊严的需要，也是捍卫人类圣洁感情和进步政治的需要”。
二是宏阔的理论视野。文艺领域的许多问题十分复杂，如果仅以单一的理论视角去进行研究、分析，往往会显得力不从心。特别是在社会生活纷纭复杂的当代，文艺学者不仅要懂文艺理论，还要在其他相关学科具有较深的造诣，如经济学、哲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等。只有这样，才能进行多向度的透视和多维型的思维，从而把握本质、抓住要害。在《殖民文化论》中，作者将殖民文化放到世界历史特别是世界近现代史的广阔背景上，综合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国际关系、社会心理的考察和分析，从而揭示了殖民文化产生的根源、本质、内在联系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显示出一种少有的雍容和大气。更为值得称道的是，作者既坚持以历史唯物论作为根本的方法论，又吸收了葛兰西的“话语霸权”理论和萨伊德的东方主义中的合理成分，表现了理论原则性和开放性的统一。
三是深沉的人文关怀。何谓人文关怀？恰如作者所说，就是“关怀人，关怀人的生命发展的方方面面”。然而，这里所说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特别是在工厂、田地里流汗的工农大众。书中作者毫不隐晦地表达了他的坚定的人民立场和深厚的群众感情。可以说，为民立言是这本书的根本价值取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