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孵蛋”的行为从1989年的中国美术馆、绵延到今天的鸟巢和国家大剧院，艺术家张念作为当年“八九艺术大展”的代表人物之一，与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变革纠缠在了一起 。

20年孵蛋史

1989年2月5日，除夕，现代艺术大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展，馆内人头攒动。在那一次大展上，因为七个行为艺术家的突然闯入，搅乱了大展的计划，同时也使人们记住了那次现代艺术的集体亮相。

20年之后，2009年2月5日，现代艺术大展的20周年纪念活动在农展馆、今日美术馆以及墙美术馆同时开幕。曾经“搅局”的行为艺术家们也早已随着时代转换变成了中国当代艺术的中坚。艺术家张念作为其中之一，其后的20年，也与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变革纠缠在了一起。

“孵蛋期间，拒绝理论”

现代艺术大展原本计划于1987年在农展馆进行，但由于种种限制，一直推迟到1989年春节。这个推迟给艺术家张念带来了一次机会。1988年张念大学毕业后，被分派到汕头大学任教，由于课程很少，他经常溜回北京。

像当时大多数年轻艺术家一样，张念从《中国美术报》上看到了现代艺术大展的消息。“要求上明确说明，行为艺术不允许参加。但是以前行为艺术的图片可以参加。”张念回忆说，“我还是想自己去完成作品。”于是，在大展筹委会任何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张念回到北京准备以“现场突发”的方式完成参与大展的心愿。

大展筹委会总负责人高名潞考虑的是与美术馆的合作。“不允许行为艺术直接参加，我想退一步也可以，毕竟可以进美术馆了，别因为这个就完全不能进入，那损失太大了。作为总负责人我不能主动站出来破坏这个协议，行为艺术(后来)出来，我的态度是保护艺术家，但是也得控制。”

张念读书时，正逢“八五美术新潮”的高峰。改革开放的初期，大量西方哲学理论被翻译，全国都在恶补新潮西方理论，走在思想前端的年轻艺术家们更是如此。“我们那时候，看的都是尼采、萨特，关注的都是存在主义这类东西。”很多理论看不懂，但是所有人都在谈。”他说。

那时，张念开始筹划通过自己的行为艺术作品表达对于未来的某种等待，虽然他还不清楚等待的是什么。

在开展前几天，张念从北京工艺美院里找到了一个草垫子，自己买了几斤鸡蛋。2月5日上午，他到中国美术馆找到筹委会当时负责布置展场的栗宪庭，表达了自己的想法。栗宪庭并没有问作品内容，只告诉他，“二楼人少，可以去找个地方。”张念径自上了美术馆二楼，找到一片空地，把草垫布置成鸡窝，散落地放了一些鸡蛋，自己坐在上边开始“孵蛋”，身上挂着一块牌子：“孵蛋期间，拒绝理论，以免影响下一代。”面前的白纸上用大字将“等待”写了七遍。

“我的想法其实是，想用我的体温去孵化一个未来。至于未来到底是什么样的，不光是我不清楚，我想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都不清楚，但是总有个模糊的东西。”张念说。

因为大展筹备期间已有规定，禁止行为艺术参与，张念的行为理所当然遭到了劝阻。时任大展筹备组成员、现任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找到张念，劝他离开，理由是“你没交参展费。”张念答，“交了也不让来，还不如不交。”

经过交涉，“孵蛋”作品进行到45分钟的时候，张念选择离开。此时，美术馆一楼响起了枪声，艺术家肖鲁朝自己的作品《对话》开枪。展场陷入混乱。

因为几位行为艺术家的“搅局”，现代艺术大展经过几次反复，最终被迫关闭。但也因此被人们记住。

故宫前摊鸡蛋：文化的失望和迷茫

就在现代艺术大展进行当中，艺术家和批评家们开了一次研讨会。原本对于理论问题有诸多感慨的批评家们在那次会议上都选择了沉默。张念觉得，自己的孵蛋行为和拒绝理论的作品“还是有意义的”。但是在高名潞看来，大展开幕后的三次对于理论问题的研讨会，与张念的作品没有太大关系。“我们只是觉得他的作品是一个有意思的作品。”高名潞说。

在“八九现代艺术展”的亮相，让张念有了延续这个作品的计划。

90年代在开始瞬间就显示出与80年代的巨大反差。曾经探讨着精神彼岸的人们开始下海经商。80年代聚拢的精神气息迅速土崩瓦解。“人们都变得很物质，我周围很多曾经对艺术酷爱的人们都变成了另外一种人。”张念说。

那样的转变对于所有人都是一种冲击。张念同样充满困惑。1991年初，他离开任教的汕头大学奔赴北京，成为自认的自由艺术家和旁人眼中的“盲流”。在北京三环外的各个地区流窜居住。生活完全来自女友的供养，三百元的薪水除去两人的生活，还要节省出一百元做作品。本以为借助现代艺术大展从此登堂入室的前卫艺术家们再一次被打入地下。

为了解决生存问题，张念以3000美金的价格向国外画廊出售了一大批作品，拿着这笔钱与人合伙开了一家设计公司，但最终以被骗告终。其他坚守阵地的自由艺术家同样生活困顿，甚至被驱赶。

在那段生活和心情都十分灰暗的时期，张念经常到故宫周围溜达。红墙绿瓦组成的曾经辉煌和当下精神世界的死寂让张念感受到巨大的反差。“曾经那么辉煌的一个帝国，现在是文化上的不自信。”

于是，他用树脂制作了粉嫩的蛋黄，用雪围成蛋清，把“鸡蛋”摊在了故宫和一片片拆迁的残砖断瓦前。“鸡蛋破碎了嘛！被摊开了，那种精神上的东西、乌托邦式的东西不存在了，破灭了。”他这样阐释当时的作品。

接着，从1994年到1999年，这些巨大的、颜色鲜艳的“摊鸡蛋”出现在北京各地。1999年，“现代艺术大展十周年”的时候，张念进行了一次更为决绝的行为表演。在北京设计博物馆，他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木板上，众人用鸡蛋砸向木板。一直关注张念的批评家王林说，“这样的行为表达了艺术家的失望。”蛋黄肆意飞溅的瞬间，艺术家愤懑的心情被推向高潮，锁定在一个所有人都茫然而游移的物质年代。

巨蛋：一次冥冥之中的共构

此时，张念已经与“蛋”这个符号难以分割。2000年，他从媒体上看到了国家大剧院的方案。那个巨大的蛋壳让他兴奋许久。“当时我还开玩笑说，我不久前还在故宫前边做过作品呢，是不是那设计师看了我的图片啊？”张念笑着说。

他觉得，鸟巢和国家大剧院的出现，冥冥之中与他的作品发生了关系。“我没从建筑本身去想，我想的是文化背景。我觉得可能不是我一个人在思考孵化一个未来，可能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张念说，“这两个东西都在中轴线上，一南一北，像孵化了一个故宫。人们还是希望能孵化一个新的未来，我1989年写的‘等待’，现在看来是等待一种自信的东西吧。看到这两个建筑，我觉得我的关于蛋的作品该告一段落了。”

自从国家大剧院开工，张念就不停地去现场拍照。“我就等着建好之后，在这前边做个作品。”几年之后，国家大剧院和鸟巢建成，张念把鸡蛋又一次摊到了这两个建筑的前面。“这一次摊鸡蛋和90年代在故宫和废墟前边的心境不一样。那会儿是迷茫、有点失望的情绪。这一次，觉得我自己思考的东西和很多人思考的可能相通了。”张念说，“有人可能觉得我用这样的代表国家形态的建筑放进作品，有某种讨好的意思，我觉得不是。”

在“巨蛋”和鸟巢前的作品，艺术家不再选择有意的对抗，而是某种程度上的接纳。

他自己承认，当代艺术被热潮席卷之后，他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曾经想要放弃“蛋”的主题，却因为商业的纠缠始终无法放弃。“艺术被符号化，人被符号化，都是没有办法的，人家想收藏你的东西，都想收藏有代表性的有脉络的。我一直在做蛋的主题，有商业的因素。”张念对此并不避讳。

2008年，张念把自己的作品整理出来，在今日美术馆进行了个展。在一万盆鲜花的铺垫下，那些作品显得颇为昂扬。“我有了自己的工作室，可以靠作品生活。曾经只是小圈子认可，现在当代艺术和社会发生了关系。”张念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