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画本土化和长期以来谈论的油画民族化问题大同小异，都是想在西方油画体系之外建立一个可以与之抗衡的中国油画体系。我不相信这种以夷制夷的帝国之梦。且不说当代艺术的文化竞争已不在油画领域，即便是相互比较，我们可能在油画创作中产生出很多个人成果，但决不可能化出一个中国油画体系。相信西方人即使以后大画水墨，也决不会去谈论什么水墨法国化、美国化的问题。结合中西古典艺术来达到油画民族化的目的，不过是集权主义的期待与欺骗，在民主化进程日益加快的中国，不会对中国油画历史进程产生什么推动作用。

西方油画之所以在中国扎根，不是因为中国需要画“油彩的中国画”。中国油画的历史是直面问题的历史，而不是油画意象化、文人化的历史。把油画中国化、民族化视为古典油画语言和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结合，乃是旧瓶装旧酒，比起徐悲鸿旧瓶装新酒的思路其问题更多。

我历来主张中国油画创作中要有本土意识，这是指本土的中国的现实的问题意识。油画中国化、民族化的命题，由于不断注入保守主义含义，已变成一种非学术的权利策略，政治上由来已久，意识上根深蒂固，早已成为塞入集权主义、权重要求和既得利益的空壳。

对本土性、地域性乃至中国艺术独立性的讨论，不能离开油画的当代性问题，有意忽略、回避或拒斥当代性，显然不是一种学术研究的态度。

油画之有现代与当代的区别，是从波普艺术及照像写实绘画开始的。波普艺术的出现意味着艺术资源、艺术方式及艺术价值观念的改变。大众文化、消费文化和商业文化堂而皇之地进入艺术领域，改变了现代艺术前卫性、精英性、技艺性和学科性。波普艺术把各种非艺术的图像全部带进了绘画领域，这不是守成或拒绝就可以解决的。照片、录像、广告、文字、图案和涂鸦，这些东西和绘画的绘制放在一起，只能导致一个结果，那就是追问使用这些图像的根据。而在这之前，绘画以其绘制的技艺性作为一种艺术形态存在，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进一步的问题是，既然绘制已经不是绘画的必要条件，那为什么一定是绘制而不是复制，一定是高超的技艺而不是任意的涂鸦？所以波普艺术的出现即意味着绘画的观念化转变，意味着绘画必须在绘画之外，或者说在绘画技艺之外为自己寻找创作的理由。

这也就是阿瑟·丹托曾经谈到的“哲学对艺术的剥夺”。事实上，当艺术反过来入侵哲学并解构哲学的时候，艺术的观念化反而取得了一种新的历史意义，也就是“它对其历史的意识就成为其性质的一部分”。历史意识对艺术本体性质的介入，意味着艺术作品总是处在与其他艺术作品互文关系的时间序列之中，意味着艺术作品总是产生于当下的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也就是说，我们对绘画的价值评估主要不再以“绘画是什么”作为根据，而是更多地转向了“绘画做什么和怎么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