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书法是有胸襟、有识见、有感觉的书法，这就是说，我们对文人书法的推崇，基于对书法创作主体——书法家感情、思想、个性、忧患的肯定。

具体地说，文人书法还不是一个具体、完整的文化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文人书法的概说，一是得益于文人画的启示，二是来自于当代学人对近现代书法家的认识。而后一点极其重要。清末民初，中国沦为世界上的二流国家，以修齐治平为己任的士人，也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开始深刻反思国家式微的政治因素和民族性弱点，他们大胆怀疑儒家学说，进而怀疑我们的传统文化。当这部分民族精英，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寻找不同方式和途径的时候，书法——这一民族文化传承的表述手段和深入读书人精神世界的艺术形式，也进入了反思的序列。于是，在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中，书法的文化光芒与艺术色彩一天天弱化了。重要性在于，质疑书法，怀疑书法的人，不是学贯中西之辈，便是具有世界视野之徒。

在北大任教的胡适等人倡导文字的拉丁化，把取消汉字当成中国发展进步的标志。蔡元培反对这种观点，他说：“例如我们写字，为应用起见，自然要写行楷，若如江艮庭君的用篆隶写药方，当然不可;若是为人写斗方或屏联，作装饰品，即写篆隶章草，有何不可。”著名作家、学者，中共创始人，1926年任北京大学教授的陈独秀具有艺术气质，写文章激情澎湃，做人性情刚烈，直率孤傲。字如其人，陈独秀的书法行云流水，深得怀素草书真谛，用笔自如，结字准确，气势恢弘。作为一个进步政党的领袖和文人，他关注国家与社会，也关注文化与书法。他以“其媚入骨”，批评学生沈尹默的书法。胡适治学范围广及文史哲诸科，又精通训诂考据之学，频频参与现实政治活动，他写字更多地是为自己的工作服务，谨严、含蓄，氤氲的文人气触手可及。晚清和民国处于相对的开放状态，西方文明对我们构成了致命的诱惑，胡适对传统产生了怀疑。好在胡适极其睿智，他很快修正了自己偏见，理性地思考传统。他认为，中国的旧文化的惰性实在可怕，往前看的人们，应该虚心接受科学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精神文明，让那个世界文化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借它的朝气锐气来打掉我们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后来，他号召“整理国故”，努力挖掘、阐释传统典籍中不被我们认知的思想，呼吁全社会对传统文化予以科学的认知。书法也是国故，胡适尽管没有直接言及书法，他的身体力行，也在为书法“正名”。关于鲁迅书法，斯舜威在《学者书法》一书中指出：“鲁迅书风的形成，可从三个方面分析：学识、风骨、实践。他喜收集汉、魏、六朝碑刻，在《鲁迅日记》中随处可见收搜碑帖拓片的记载，广博的视野，过人的学养，造就了他简穆古朴的书风。”鲁迅是思想家、文学家，是具有世界性的文化伟人。他的世界性同他的民族性密不可分。鲁迅用传统的毛笔，写世态炎凉，阅人间沧桑，析人析己。同时，他也用毛笔书写一个传统的艺术世界。

书法和书学是我国独有的人文景观，传统文人对书法似乎都能够做专业性质的发言，甚至他们也乐于做这方面的发言。书法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技能、修养，书学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下，以自身独特的理论样式和结构完善了我国古代的审美思想体系，为中国哲学找到了一种客观、形象的表现形式，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书法和书学得到了中国文人的普遍重视。

书法成就了文人，文人激活了书法。当代对文人书法的体认，与文人的人格因素不无关系。中国文人大多具有政治理想和参与现实的愿望。袁世凯称帝，章太炎不满，他写文章大骂，不过瘾，又跑到总统府去骂，还动粗，砸桌子、打家具，最后遭到软禁。对沈尹默，我们似乎了解的不多，作为我国现当代杰出的学者、诗人、书法家，早年二度游学日本，归国后先后执教于北大、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人同办《新青年》，在该刊发表的诗歌作品《月夜》、《三弦》等脍炙人口，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1925年，在“女师大风潮”中，沈尹默与鲁迅、钱玄同等人联名发表宣言，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后由蔡元培、李石曾推荐，出任河北教育厅厅长，北平大学校长等职。1932年，因不满政府遏制学生运动、开除学生，毅然辞职，南下上海，任中法文化交换出版委员会主任。抗战开始，应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之邀，去重庆任监察院委员，曾弹劾孔祥熙未遂，不满政府之腐败，胜利后即辞职，卜居上海，以鬻字为生。韩戾军研究章士钊书法有年，他在《漫话孤桐》一文中写道：“行严先生的书法分前后两个阶段：早年以欧书奠基，后兼及虞、褚，尤以褚书钻研尤深，其用笔之灵动，结字之散朗皆汲取笔下。由此上溯二王，时取苏字体式，米字笔滋，米之兰叶法时时可见，并广临汉碑，将隶书宽博的结体，飞扬的笔势融入行书，其间还夹杂一点儿其乡贤何绍基书法的意味。”在另一篇关于章士钊的文章中，韩戾军感慨地说：“他的许多行为真是感天动地，可谓义薄云天。他义务为陈独秀辩护，他真情为李大钊料理后事;他上万言书恳请毛泽东不要打倒刘少奇，他甚至为梁鸿志抚养遗孤多年。”

中国文人均具有复合性的才能，文学创作，学术研究，书法技能，参与时政，都有不俗的表现。写字，对中国文人来讲，本不值得言说，只是书法在当代的式微，便让我们怀念起传统文人恪守道德、锤炼人格的人生理想，松竹梅般的气质，以及文人书法独有的文化光辉。

相对于文人书法的当代书法和书法家，其致命处便是文化的空心化，角色的单一化。前者所指，既是书法创作变成一门专业的技能时，与书法艺术息息相关的文史知识，与传统士人问思现实的文化本能，遭到了无情的抛弃。其次是当代书法家一味醉心书法的书写技术。他们坚持书法艺术的最高实现是时间的叠加，技术的量化，庶几是当代书法的最后完成。于此，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书法现实——视觉化的感知，取代了案头的品读，曾是文人生活中抒发性情的自然书写，变成了专业性的创作;一度专注文化的提升和真理的寻求，变成了感官的宣泄和市井的娱乐。如此的语境之下，当代书法家对市场与权势的迁就，成为书法家才华的显露;书法的文化标准一天天降低，衡量书法作品的质量竟然与官本位挂钩。商业所主导的一系列滑稽戏，赢得了广泛的喝彩，书法家——当然已不是传统意义的文人，丧失了关怀的能力和感动的心境。

文人书法是对一个人品格与操守的保持。而品格与操守对我们来说渐渐陌生了。这是极其可怕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