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报》关于“红包评论”的讨论，不经意间提出了一个问题：书法家可以卖书法，画家可以卖画，评论家能否“卖文”？

对此类“有偿评论”，我个人的态度是比较明朗的：不感兴趣，尽量婉拒。但是，我也知道这一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有其复杂的社会原因。因而，对此我又抱比较宽容的态度，对书画家们掏钱“买评论”表示理解，对同道们撰写有偿评论也表示理解。偶尔为之，未尝不可。

其实，“卖文”对中国古代文人而言，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从某种意义而言，卖文比卖书画历史更悠久。别的不说，碑志的“交易量”就非常大，而且一般润资不菲。蔡邕是写碑志的高手，唐宋八大家都长于此道，随园老人隐居小仓山，碑志写作也是一个重要创收渠道，最丰厚时一篇竟达数千两银子。求人写碑志，实际上就是请地位高、文采好的人为死去的亲友歌功颂德，说好话，谀墓是在所难免的。社会上对此也比较宽容，好像很少见到有批评“红包碑志”的记载。

写文章、写书拿稿费，也是“卖文”。上世纪50年代稿费相当高，画家石鲁发表了一个电影剧本，稿费竟达8000多元，抵得上一个中等公务员10多年的工资收入。刘绍棠一部薄薄的才4万字的小说集《青枝绿叶》，稿费足以购买一座北京的四合院。而同时期齐白石的画才几元、十几元一张，大多数书画家的书画则无人问津。那时的书画界是不可能出现“红包评论”现象的，一则书画没有市场，也就缺乏请人评论的需要；二则能够公开发表文字的比书画家还要牛得多；三是即使有“红包评论”也无处发表，那时报刊少，更没有买版面一说。

“红包评论”之所以成为一种社会现象，一是书画市场的火爆导致了书画家包装自身的旺盛需求；二是写作稿费低廉，书画家远比“爬格子”的有钱，可以用经济杠杆撬动评论家的笔杆。现在的稿费标准，与50年代相比没有多大增加，除了“明星”写书，一般作家、评论家写书，只要不赔就算好的了。笔者也写过几本销路不错的书，所得版税，扣除购买一些样书赠送亲友，所剩无几。在报刊发表文章，稿费少得可以忽略不计，有的甚至不发稿费。而书画家的润格却直线飙升（尽管也有泡沫），请人写“红包评论”，就支付能力而言对他们是小菜一碟。

从另一个角度说，国家包养了一批书画家，但并没有包养评论家。几乎所有的书画评论家，都是业余的。不拿稿费（按目前书画媒体惯例凡书画家评论基本上不开稿费，也就是说不少媒体已经默认“红包评论”，认为评论者的稿酬已经由所评书画家支付）、或者仅拿象征性稿费的评论家，并没有义务非要给书画家写严肃认真的批评性文章不可（且不论写了也是吃力不讨好）。当然，从目前情况看，尽管“红包评论”泛滥，但不为“红包”所动，坚持评论家操守的也大有人在。

评论家拒绝“红包评论”，一般需要几个基本条件，一是极重操守，不屑此道；二是财力雄厚，不为“红包”所动。那么，有了这两条是否就能做到百分之百不写“红包评论”呢？也未必。因为，中国毕竟是人情社会，有的时候，你可以拒绝“红包”，但难以拒绝人情。比如，当师长、好友出面请你操刀时，你是否拒绝？当书画家本身就是你的好友，请你撰文评论时，你是否拒绝？如果写了，就其性质而言，哪怕你不收取“红包”，也是属于“红包评论”范畴的。也就是说，“红包”的概念，实际上还包括钱财之外的东西。一些不收润金的人情评论，也属于这一范畴。

从另一个角度说，为出版社、报刊社写稿和为书画家写稿，其本质是一样的，都是辛勤的伏案劳动换取报酬。如果认定出版社、报刊社给的稿费是“道德”的，书画家给的“红包”是“不道德”的，显然是可笑的。用一个不一定恰当的比喻：前者有点类似“计划经济”，后者有点类似“市场经济”。当“计划经济”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时候，“市场经济”大行其道也就不足为怪。

就我本人而言，虽然基本拒写“红包评论”，但有时盛情难却，也会偶尔为之。比如好朋友担任策展人，需要有人写评论，请你友情支持，你能不“客串”一下吗？我并不认为偶尔这样写一下是一件“有亏大节”的事情。即使别的评论家纯粹为了比较高的润金而写“红包评论”，也无可厚非。理由只有一条：难道书画家可以卖书画，评论家就不可以“卖文”了？就如同我们不能要求书画家每一幅作品都是精品力作而不画一幅商品画、应酬画一样，要求评论家每一篇评论都是纯粹的评论而不写一篇应酬文字显然是不现实的。

世界是复杂的，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当今的艺术品市场，如果没有一幅假画、没有一幅行画、没有一幅应酬之作，全都是所谓的“精品力作”，而评论界则没有一篇吹捧文章、没有应景文字，全部都是所谓呕心沥血的经典评论，这样的情景，如同桃花源一般，美则美矣，现实中是不可能出现的。

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了一段往事。1946年，蒋介石60寿辰，有人出高价请胡小石写寿文，胡小石严词拒绝；白崇禧请乔大壮代写贺寿诗，乔写了，却有微讽之意，白提笔拟作修改，乔勃然作色：“你是参谋总长，我是文学教授，各司其职。你可以改我文字，那我可以改你的作战计划吗？”白只得作罢。空军司令周至柔高价请谢无量写寿文，谢恰好囊中羞涩，便歌功颂德了一番，轻松地得到了一大笔润金。蒋介石看了大感满意，周至柔再次出厚资请谢无量用书法写就。一篇寿文，让谢无量摆脱了财务困境。对此，谢无量的看法是：“他是出钱买寿文，我是出门不认。大家都在做生意，商场上往来，照例如此。”三位大家，胡小石可敬，乔大壮可爱，谢无量可噱。纵然谢无量写过“红包评论”（而且吹捧对象居然是蒋介石），对他的道德文章、书法艺术乃至人品并无什么影响。

郑板桥也是写“红包诗文”的行家里手，靠吹捧别人赚了不少润银。但事后决不认账，出版集子时严正声明：“死后如有托名翻板，将平日无聊应酬之作，改窜烂入，吾必为厉鬼以击其脑！”可见，那些应酬文章，他也和后世的谢无量一样，只是作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生意而已。

我并不想为“红包评论”辩护，自己也确无多大兴趣，也曾多次婉拒过万元千字的“生意”。我只想直言一个事实。我的意思是，对评论家而言，要尽量严肃些、严谨些，不要一味为了钱而影响声誉，影响自己的事业；对读者朋友而言，则不妨宽容一些，时风如此，要禁绝也难，最好的办法是：一旦发现是“生意交易”评论，自己不感兴趣，就丢到一边，弃之不看。更何况“红包评论”也不等于没有好文章，有的“红包评论”照样精彩，有价值。文章的好坏，与润金的高低、有无并无本质关系。蔡邕的文章，成就最高的恰恰是他的墓志。当然，时隔1800多年，我们已经无法搞清他写的墓志里面有多少属于“红包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