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艺术，尤其学习艺术史，更知道情感世界对社会与人生的意义，知道艺术家的理想对于一个时代的重要性。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理想是什么，其意义何在?尤其是今天，艺术市场如此红火，艺术已经成为致富的重要途径之一，许多著名艺术家已经身缠万贯，对艺术理想的这一追问，就显得更有价值。

我不想用理论来回答这个重大的问题。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回到生活中，回到历史中，回到我所接触的与艺术有关的事物当中，去寻找可能的答案。

过去一年，广东美术馆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寻找“失踪的艺术家”。为此他们为一个叫谭华牧的画家开了展览会，为一个曾经当过“历史反革命”的画家梁锡鸿开了研讨会，正在筹备着为一个下半生成为真正农民的画家赵兽做大型的回顾展。这三个人在上世纪30年代都曾留学日本，并在日本学到了当时“先进”的“现代主义风格”，都在回国之初有过不俗的表现，并活跃在那个年代的艺术界。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们“失踪”了，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中，无人提起。谭华牧和赵兽终生不改风格，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大行其道的时候，被彻底地边缘化。当我有幸看到一幅标明是“1967年”的赵兽的抽象风格的油画时，内心涌动起一股涟漪。如果这个标年是正确的，那只能说明，在那个可怕岁月中，艺术出现了奇迹：一个完全被生活抛弃的画人，居然在内心想起了毕加索!当然，由于没有更确切的资料，我不知道这个标年是否正确。广东美术馆的研究员蔡涛就提醒我，要注意其中的真实性。他告诉我说，赵兽临终时念念不忘自己是“东方的毕加索”，他的后人也如此来定位这位寂寞了大半生的艺术家。这个定位既让我敬佩，也让我无奈。如果赵兽知道毕加索花天酒地的生活、一掷千金的派头，以及十亿法郎的遗产，不知道这位“东方毕加索”会做何感想。谭华牧在“文革”一结束就默默地离开了人世，他存世的作品还是王璜生馆长偶然发现，从几乎要被家人作为废品处理的关键时刻挽救回来的。呈现在谭华牧作品中的风格，和我们这个时代真的一点关系也没有。但正因为没有关系，无名无利，于是我知道，他后半生只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始终自得其乐。梁锡鸿是三人中际遇最不幸的，虽然在广州美术学院工作，但历次运动却无法逃脱，从右派做到历史反革命。我记得入学时还看到过他，年岁已大，在模特教具科，以为是一般的工作人员。在他的个人回顾展上，展出了标明是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画于东京的油画风景写生。有关研究人员面对他的“写实”作品，却不免心存疑虑。从画面上判断，他在那个时候那个地点，似乎不应该画出类似于50年代以后的“苏派”风格来。当然这只是存疑，没有多少根据。但如果事实确是如此，就只能说明，梁锡鸿在个人遭到厄运的时候，是如何渴望通过改变风格来挽救命运。可惜，这是不可能的，“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还是落到了他的头上，直到晚年，在邓小平时代，才给拿走。

这是失踪者和不知名的艺术家的个案，他们为了心目中的艺术理想，把生命都舍弃了，其人生挫折，甚至比他们的艺术更有历史意义。那么，那些已经成名的，甚至是伟大的艺术家，他们的际遇又如何呢?其中一个典型代表是林风眠，美术史对他的作用早有定评，是当代中国美术教育的三大奠基者之一(其余两人是徐悲鸿和刘海粟)，26岁就被任命为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校长，成为这所江南有名的艺术学校的创办人。但是，就人生命运而言，他却比徐刘两人曲折多了。

从史料判断，林风眠是一个木讷的人，具有广东人求实、不善交际的特点。他之所以在年轻时能担大任，和当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有关，算是蔡元培慧眼识英雄的一个例子。到中年时，也就是41岁，林风眠就辞去校长一职，专心做画。中国是个重权势地位的国度，即使在危亡时刻也不曾有所改变。仅仅去职不久，林风眠就几乎被人遗忘。这当然和他不善交际的个性有关。及至解放，林风眠到了上海，进上海美协工作。50年代初他也希望能够为新社会服务，于是用自己独特的画风，画农田中劳作的农妇，浓墨重彩，画面质朴，只是不合革命艺术的规范与要求。有一个漫画家叫米谷，在《人民日报》写文章，说“热爱林风眠的艺术”，结果成了右派。林风眠日子也不好过，画受批判，人在美协也降格，只是普通工作人员，没有资格做画家。“文革”期间居然还坐了牢，作品则大部分放进抽水马桶，亲自搅烂，然后用水冲掉。“文革”一结束，林风眠只身到了香港，从此再也没有跨过罗湖桥回来。上海美协及中国美协派人去香港探望，被拒绝。著名艺术理论家郎绍君到香港，只身闯进他的画室，呆坐十来分钟，林先生居然一语未发，双眼对视，朗只好悻然离去。当郎绍君向我描述这一段经历时，其唏嘘之声，难以言表。他看得出来，林风眠后半生的苦难遭遇，已经给刻进骨髓，内化为思想，其怨结难以开解，直到90高龄去世，无丝毫改变。

林风眠也算是坚守个人风格的画家。他成名很早，中年因种种原因渐次离开美术主流。年轻时相信艺术本体论，以为“画无分东西，只有好坏”，并终生秉持这一信念。其画风具有一种别样的雅致，是个开一代风气的领军人物，却也仍然难逃厄运。林风眠到香港时，中国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美术界反省半个世纪的革命，检点风云人物，才益发体会到他的价值。可惜斯人已去，余香仅残留孤岛，而让后人去体会艺术理想的代价与艰难。

我希望谈论的，其实是艺术的理想。今天已经不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虽然“理想”这个词每天都出现，挂在不少显赫的人的嘴巴上，但除了假正经，除了官样文章，少有人愿意真正去谈论理想，更遑论艺术理想了。这既是对理想的嘲弄，更是对理想的丢弃。

今天，当艺术日益堕落为谋利的工具时，我所看到的艺术现实是，不少曾经有所自持的艺术中人，早已学会在权力和资本间巧妙周旋，大玩名声与利益交换的世俗游戏。

我没有给艺术理想一个固定的说法，我只是从个人经历的回忆及对那些不幸画家人生的追寻，来发现与艺术理想有关的存在。事实上这理想是存在的，而且分量很重，让太多的人付出代价。但是，再大的代价也值得。艺术和理想既是二、更是一。我很难想象没有理想的艺术，同时，我也无法理解没有艺术的理想。从事艺术创作也许有很多理由，但是，让内心充实才是诸多理由中的根本。我们时代的艺术理想，至少能给人以充实，精神与灵魂的充实。(作者系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