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而久之，人们逐渐看到“流氓”和落魄并不是一回事，更让人惊讶的是，这些“流氓价值观”极其灵活，官也好、商也好、外国的也好、中国的也好、大众的也好，这些标榜“流氓”的艺术家一概通吃。

最终，“符号”只是一个可以打上“政治正确性”身份的自画像，这个自画像依然保持着相同的“表情”，但是变换着不同的背景。)

“天价大脸”之所以能运作到这一地步，和这些大脸宣称的“前卫”道德有关。然而，这种道德观不过是对全球化时代的“政治正确性”的追随和表演。中国当代艺术家很聪明，知道题材是表现“政治正确性”的最佳途径。比如，我刚刚在天安门附近的一个画廊里看到一件作品，画上有一只“绿狗”，然后旁边加上一个坦克和天安门。如果单看画面，我们或许感到这是在述说一种“政治正确性”，对一个事件的批评。然后，如果放到艺术家的现实情境中，这很可能就是为了卖点。因为，这个艺术家刚刚才喊出拥护政府和爱国的口号，怎么忽然又变脸？我们可以在当代艺术中看到很多这种类似的灵活性标榜。

不幸的是，虚伪的标榜到处可见。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任何呲牙咧嘴的光头、大脸都可以标榜为“怒吼”、“调侃”、“自嘲”，与“玩世不恭”搭上界。据说它们不是一种日常表情，而是一种符号，用以代表某群知识分子的故作“流氓”姿态。

艺术创作不过是“枪手”在作坊里的复制，幸运的是，在拍卖成为龙头的产业化时期，复制并不损害价格，人们睁一眼闭一眼，买主和公众也权当是真货。皇帝的新衣在21世纪的中国上演，没人愿意捅破这一层。从大处说，那会影响中国艺术市场的大好局面，谁也不愿背上破坏市场的恶名。从小处说，江湖利益已经把所有人绑在了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至少一些“百万俱乐部”圈子里的“大师们”是这样。在国际艺术史中，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怪现象。

保持明星价格和道德制高点是“天价”艺术保持不败的“两个基本点”。前段时间，几个“百万大师”有意地附和大众的反法情绪，以退出法国展览来标榜自己的爱国主义情怀。这对参加过前卫艺术运动，对社会复杂性了如指掌的50岁开外的成熟画家而言，实在是太简单的表白了。这种迎合“政治正确性”的投机心理自从“政治波普”以来就已经被人们识破，现在它又有了新形式。我劝人们睁大眼睛，只要还有市场、时尚和明星这回事，有名和利这回事，这种机会主义就还会出现。

在西方，当代艺术批评和艺术史研究已经进入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叙事，但是一谈中国的作品的时候，就是出奇的简单和肤浅，似乎那几张“中国大脸”表现的就是中国人的痛苦，表现的是中国知识分子怎么样为国家命运担忧。

一位曾经破中国拍卖纪录的艺术家把印象派莫奈的一件作品做为挪用对象，用自己呲牙咧嘴的大脸替代莫奈画中的人物。他想说什么？他要反讽什么？完全无厘头。解构和反讽也有图像学的语义，而且可能比直接叙事更复杂，可是这幅作品完全是为了生产产品而做秀。他在以愚弄观众和买家的方式画着钞票。如果这就是代表中国艺术的天价作品，那中国艺术家的智商都到哪里去了？

我在美国讲中国现当代艺术史课，有个俄国女学生问我：“为什么中国当代艺术家都爱拿毛泽东做嘲讽题材？”因为她发现中国当代艺术家把毛泽东的形象改造得无奇不有：毛泽东可以被打上胭脂、可以被插上花、可以被改成变性人，可以安上乳房，而且这在西方很走红。上世纪70年代出现的苏联“政治波普”(Sots Art)也用了他们领袖的形象，也有调侃的情节，但至少保持了“领袖”的形象原形，不作扭曲和改动。中国艺术家却如此发挥聪明才智，拿毛形象开涮到一个极端，为什么呢？

我在1984年写过一篇评论第六届全国美展的文章，叫《一个创作时代终结》。这个展览中有朱德、周恩来和其他领导人像，文化大革命中铺天盖地的毛泽东像却突然就没有了。我当时就写了一段话，说中国的艺术家太没有理性，为什么不能正视自己的领袖？1995年我又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权力、媚俗与共犯》，分析了“政治波普”的媚俗本质。中国人爱骂“丑陋的中国人”，骂得最狠的那些总是把自己从民族劣根性、丑陋中分离开来。什么是尊严？尊严就是责任，就是反省自己的能力。中国当代艺术的媚俗关键在于，为了卖，为了获得“天价”，为了迎合 “政治正确性”，一些中国艺术家把自己的尊严都卖掉了。

现状四　最媚俗者最成功

(人性总是有缺陷，不允许缺陷就是不尊重人性的完整性。我在这里谴责的是艺术产业如何使有缺陷的人性放大为社会的普遍美学标准，让媚俗成为市场和那些自我标榜为知识分子的人所鼓吹的标准样式。)

中国当代艺术仍然处于为市场批量生产的高峰期之中，正是这种前所未有的批量化生产造成了中国当代艺术空前的空洞、矫饰和媚俗。光头、呲牙咧嘴的大脸、粉红翠绿的性感颜色，艳丽的花朵、男不男女不女的形象(甚至用在毛泽东形象上)，是以“大脸”统称的恶俗时尚的形式特点，它把旧时文人的、毛时代的和西方后现代的所有最低俗的东西尽量拼凑到绘画、雕塑和摄影中。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在挪用低级趣味方面的天才。

另一方面，所谓反叛成为流氓文化游走江湖赚取利益的借口，而不是个人尊严和人性价值的标准。迄今为止，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艺术，把某个人或某类人标榜为集体或民族的身份代表。更不要说把那些光头、咧嘴的大脸、带着毛像章和双性面孔的家庭照吹嘘为民族或阶层的身份符号、一个时代的缩影。庸俗的艺术史解读把它强加给所有(至少是一部分)中国人是不道德的。

关键是，一些所谓的“大腕”已经不是在调侃或批评，调侃成为样式和时尚，“政治正确性”的题材表白。甚至，还有人干脆沉溺于调侃的一种极端——某种糜烂之中，从他们那带有挑逗性的笔触中可以看到他们内心毫无节制的享乐状态和赤裸裸的欲望表白。这种本应被唾弃的趣味居然能得到喝彩，在市场上以几百万的价格拍卖。中国人真的疯了，如果中国人用这些“大脸”为自己树碑立传，那将是中国人的不幸。

一些批评家(包括国外的策划人、批评家和买家)试图从过去找到证明，说这种“大脸”恶俗艺术就是一种反叛艺术(这正是这些“大脸”画的卖点)。尽管中国古代有魏晋风度的放纵，有扬州八怪的玩世不恭，甚至士大夫画家赵孟頫也画过春宫画，但文人的偶然风流和调侃放纵只是一种人性的补充和丰富，是文化互补中的支流侧面，他从来没有替代过魏晋文人和元明清文人画的严肃美学和贵族文化的核心价值。

这种媚俗、艳俗和恶俗的“艺术”正像皇帝的新衣，只是没有人愿意揭破这层纸。市场和拍卖所驱动的行情指数促使“大脸”画的价格毫无逻辑地高涨，也促使年轻人仿效和追逐，加上大片艺术区的开发为这种时尚样式的推广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宋庄、798前几年到处充斥着 “大脸”和“艳(恶)俗”的作品。

中国的时尚观念艺术也已经沦为体制的附属和批量生产的产品，甚至艺术家直接把产品带入展览。过去一年，奔驰和各种名牌汽车多次进入美术馆和画廊。有的被开进大厅，有的被吊在天顶，车顶上闪烁着霓虹灯。在这里，名牌艺术家和名牌汽车正在进行着品牌共谋和品牌比拼，杜尚当年的小便池是对体制的反讽，而今天，他的模式成为艺术家和体制共谋的最有效和最合法形式。

在艺术产业的辉光下，虚张声势和假、大、空的外观效果替代了真正的观念和美学内涵。甚至某些早期意念至上的艺术家，也转向制作巨型的、骇人听闻的装置。八十年代前卫都爱用黑，白，灰。那时候主要的艺术家都很少用鲜艳的颜色，但现在，大部分画家都用好莱坞式的缤纷，视觉效果要符合观者、收藏家和画廊的口味。

从这个角度去看，艺术已经完全回归现实，它和现实生活之间没有区别，不再留给观众想象空间。今天，一件艺术品即便再荒诞不经，人们也能够在现实中找到出处。现在的风格，已经不是对痛苦的记忆，也不是对现实的超越，现在的风格也不是总是和诧异相连，不是艺术家个体独特的感觉。如果说现在的流行样式都是媚俗的话，你只要是最媚俗，你就能够最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