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20 世纪50 年代中央美术学院学习时，常听老师们讲：“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潘公凯院长说：“以西润中”，二者是一个意思。近30 年来，受西方文艺影响的“八•五思潮”等冲击波，似乎都没有动摇过我这颗中国心。中国画要发展，必然要借鉴世界绘画，但前提是必须立足于我们中华民族绘画的本体之上。我们中国画家必须有自己的文化身份，不能身份不明。“重彩画”是唐代的称谓，盛世的大唐文化是最能代表中国文化身份的。

虽然我已从教50 年，而且主要是从事工笔重彩画的教学。但是，从我正式提出“中国重彩画”和开始全面的中国重彩画教学，则是近10 年之事。从1998 年3 月起，我在文化部教育科技司、中央美术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的支持和主办下，10 年时间共主持了9 届中国重彩画高研班，包括硕士课程班以及招收正式硕士生和博士生。至今共培训了近300 名学员。“全面”是指包括中国重彩人物画、花鸟画、山水画，尤其是传统的青绿山水画和金碧山水画在近代几乎失传，所以更应当培养后续人才。

我的一贯教学原则是“以创作带动技法画材的学习”， 这是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道与器”的关系的。美术理论家夏硕琦先生说的好，他说：“技术只是工具，是火箭推进器，到一定高度要卸掉，将绘画最终推到一种精神高度和境界。” 这种“精神高度和境界”就是“道”。“器”是手段，“道”是目的，“器”是为“道”服务的。二者虽不可偏废，但二者的关系却不可倒置。只追求“器”， 只能成为画匠。只有追求“道”与“器”的和谐，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家。

一个优秀的画种如能传承后世，作为学科的课程设置上必须有比较完整的教学体系。我曾在中国重彩画创作中提出六要素：一、创意;二、构图;三、造型;四、色彩;五、技法;六、画材。此“六要素”是与传统的“六法”基本一致的。

公元6 世纪时，南齐谢赫提出“六法”论，当时水墨画尚未出现，只有“丹青”一种色彩绘画。所以谢赫的“六法”论实际上是中国色彩绘画实践的理论总结。谢赫本人是当时著名的肖像画家，同时也作美术评论。 因为他身兼二职，所以他的“六法”论的提出是切合实际而又精辟的，在传承上1400 多年以后，仍为现代中国画界所接受并奉为经典。经典就是体系，虽然这一体系当时只是一个雏形，但它却是无可替代的，它仍在指导着现代中国绘画的实践。下面试以现代观念简略地解释“六法”：

一、气韵生动。(精神和理念的)

二、骨法用笔。(线的艺术和造型)

三、应物象形。(观察生活和以象造型)

四、随类赋彩。(色彩学)

五、经营位置。(构图学)

六、传移摹写。(学习经典和技法画材)

从20 世纪60 年代开始，中国画的教育纳入了借鉴西方的现代美术学院教育体制中，这是正确的。但是作为中国画自身的特点认识不足，借鉴西方较多，对作为民族绘画的体系研究和整理不够，因此缺少自身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在中国画创作理念与方法、线的造型和线的艺术、古典绘画经典的临摹和学习等几个方面还是有所建树的。但是，在八、九十年的现代中国画专业教学实践中却没有建立起“中国画构图学”、“中国画色彩学”、“中国画画材学”的系统的课程。中国画专业学生学的还是西方的《透视学》和《色彩学》，“中国画材料学”是完全缺失的。以“六法”的体系来衡量，现在是缺失了后三项，即缺失了一半的内容。21 世纪开始，某些重点美术专业院校增设了中国画技法材料工作室或画材课，但是《中国画构图学》、《中国画色彩学》仍然缺失。

我在求学时期，因受师辈影响对中国传统颜料很感兴趣。1976 年以后，我有条件对传统颜料和日本的人造矿石颜料有进一步研究和实践。颜料学只不过是画材学的一部分，对“中国画材学”的完整整理和研究还是任重而道远的。幸而有不少有相同学术观点的中年画家和教师，他们在我10 年办学中与我合作，“中国画构图学”和“中国画色彩学”的课程由他们试讲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六法”中列为首位的“气韵生动”最为重要。因为它是“道”与“ 器”和谐结合的最终体现，也是作画过程中贯穿始终的。我在50 年教学中感受 最深切的就是学生们如何从开始到完成的整体画面的艺术上的把握和处理的问题。因为中国重彩画的画材与技法比较复杂，从而制作时间较长，极易陷入纯粹的技法与画材的处理中，忽视或忽略全画的整体的艺术处理，最终会导致满幅只见技法与画材飞舞，而“ 气韵”全无。因此，“气韵生动”必须一贯到底才能画出一幅好画，这就需要画家本人的创作激情也是一贯 到底。真正的艺术家是以自己的生命作画的，一幅作品的产生正是画家的一段生命的表现。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说：“艺术家要进一步表达出形象内部的生命，这就是‘气韵生动’的要求。”

“六法”的提出者谢赫是一位工笔重彩画家。因为这一画种追求画风的细腻精致，所以极易走到刻板僵死的状态。“气韵生动”的提出正是针对此种舍本求末的弊病而言的，“气韵生动”之所以置于首要地位，正在于它是统领其它五法的。谢赫的“六法”论是“道与器”的关系的具体体现。经典之所以成经典，因为它是经历了长期历史考验而仍屹立不倒，而形成体系的学问是不容被轻易反掉的，我们后人只能继承它、深入地理解它、努力地丰富它和发展它。

从世界美术发展的近30 年的宏观上看，从1978 年美国史学家萨伊德的《东方学》和《文化与帝国主义》出版，强烈地影响和启发西方学者，改变了他们长期以来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转而虚心地关注东方文化，虚心地向东方学习。而在20 世纪70 年代末，正是作为东方文化代表的中国画家拼命地向西方文化靠拢，这是东西方文化的大错位。近年来中国画家经过沉重的反思开始清醒，重新找回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宗白华先生说：“历史上向前一步的进展，往往是伴着向后一步地探本求源。” 最为古老的中国 重彩画这朵奇葩，正是在这种“探本求源”的东方文化整体复兴的大趋势下，重新焕发了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