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我们在报纸和杂志上观看照片，现在这一习惯并没改变，但又有了重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照片出现在画廊、美术馆、博物馆和拍卖会上。在过去的几年里，外国资本争相进入中国艺术收藏市场的大背景下，那些记载了一段尘封记忆的老照片已成为拍场上的宠儿，价格扶摇直上。于是，一些另类、新潮的观念摄影作品也想分一杯羹。与今年春拍相同，涉足影像拍卖的仍是华辰、嘉德、诚轩三家公司，无可否认，这次金融危机 让全球都打了个冷颤，中国的摄影师们也面临着市场的“判决”，从三个公司的成交记录来看，当代摄影作品的行情没有明显的起色，拍卖情形不是非常理想，而纪实类老照片则受到藏家的欢迎。
中国摄影曾风光一时</STRONG>
在过去的两年中，一种称为“专家见面会”的市场活动在中国非常普遍，就是一些国外影像专家应邀来到中国，与数百个报名者中挑选出来的300个中国摄影师见面，评价他们的作品，由此引起了摄影师们空前的关注。摄影师们对参加专家见面会十分积极，不是因为有摄影大师到场。
实际上，到场的都是和市场密切相关的人员：国际策展人、美术馆和收藏机构的专家。因为他们的到来，中国摄影界充满了跃跃欲试的气氛。大规模资金除了一路推高股价和房价，也在寻找一切可能的增值机会与渠道。中国摄影就这样变成了一个亟待开拓的收藏领域。中国美术，尤其是当代油画市场的行情一路走高，让中国摄影界的人们也觉得自己应该有一个好价钱，成功的可能性已足以让一些摄影师亢奋。而且中国摄影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确实有了极大的发展。
老照片价格依旧坚挺</STRONG>
现在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在当代艺术低迷的状态下，曾经的隐忧已经浮上水面，那些炒”概念“的作品并不好卖。资深影像收藏家赵庆伟表示，目前仍旧是最为传统的纪实摄影作品受市场欢迎，尤其受国外藏家喜爱。定价的一个重要依据是市场的需求，国内外藏家青睐的中国摄影，一种是数量稀少而权属清晰的历史照片，如记录清末民俗、“文革”的摄影作品，他主要收藏和经营、人脉最深的领域即是这类传统的纪实摄影。
例如，华辰2008秋季拍卖上，备受关注的《梅兰芳天女散花戏装照》以近9万元成交。另一幅具有珍贵历史意义的《中华民国正副总统就职典礼》由于其宝贵的史料价值以12.32万元拍出。由托马斯·查尔德拍摄于1877年的11张《圆明园西洋楼残迹》也以24.64万元成交，为全场最高。
当代观念摄影繁华中暗藏隐忧</STRONG>
作为当代艺术的观念摄影作品，这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市场潮流的延伸，中国当代观念摄影在拍场上仍是“抢手货”。但是有业内人士却不看好它。一些摄影家师自己的作品刻意与摄影区分开来，标榜自己是当代艺术创作，试图追寻张晓刚、岳敏君的脚步，创造新的天价神话。他们开始做那些可以和美术作品拼尺寸的大照片，因为价格不一样。尺寸越大，价位越高，画廊也越起劲。
在西方成熟的影像收藏市场里，一组照片定在什么价位，基本上有据可依：除了作品数量和作者的知名度这些基本市场数据，作品的风格与影像表现力是定价的另一个依据。健全的市场是通过画廊来找摄影家。而有长远眼光的画廊强调与艺术家共同成长，将他们稳定地推出去，有计划地举办展览，为作品拟定一个理性的价位与上升通道。2008秋拍的诚轩影像专场中，张洹的《我的纽约》以38万元成交拍得全场最高价，一些摄影师对市场前景充满了自我期待、摩拳擦掌，同时急于了解国际市场的口味。当时一些业内人士已经敏感的感到一丝隐忧。国际市场的“标准”，对中国摄影的趣味、风格和偏好正在发生非常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在“国际专家”面前，中国的摄影师显得有些被动，有人准备随时模仿那些受到国外专家青睐的作品。
至今没有摄影定价体系
目前国内并无独立的摄影作品评价体系和定价体系，比照美术作品为摄影作品定价是最常见不过的事情。另一种常见的市场手法是将某个摄影师的作品送进拍卖行，制造一个可疑的(很可能是假的)价格纪录，以此拉动这个摄影师其他作品的定价——至于最终能卖多少，只有天知道。拍卖的过程就像击鼓传花，谁是最后一个接棒的谁就是那个倒霉蛋。当然，有价无市最后伤害的还是摄影师。
只有盲目追求眼前利益的画廊、艺术经纪人才会对它们感兴趣。在最初资本大量涌进国内的市场的时候，画廊都在跑马圈地;年轻人很容易找到签约画廊或者代理。然后总有人想方设法要制造市场潮流。因为只有流行的刺激才能将价格炒得更高。画商、画廊、策展人往往联手牟利。画廊要推出一批东西，往往先找策展人，以学术展的形式包装起来，让人以为这是新的潮流，勾买家上钩。在过去几年，上钩的鱼儿确实不少，可是如今金融风暴袭来，资本收缩，画廊捧起来的所谓”摄影师“就甘苦自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