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吕澎先生近期提出“争取当代艺术的合法性”的议题所进行的思考分析，共有五篇文章：一）艺术合法性的宪法实践；二）艺术自由与其外部合法性；三）艺术合法性的内在危及；四）后现代艺术与集权主义；五）资本与艺术合法性。退后将分别发布。

有关当代艺术合法性议题，至今仍是个悬而未决的老话题，它是中国社会发展无法逾越的现代性问题。早先就行为艺术合法化展开了一番争论，实际上，它是艺术外部的政治与法学的专门范畴，不仅涉及司法实践与政治体制，还涉及社会伦理与传统习俗。总之，当代艺术的发展瓶颈遭遇政府强权的体制排斥，根源在于富有当代性意义的文艺，往往对既定权威秩序以及传统的价值体系、审美规范构成一定的冲击。总之，政府权力的合法性与艺术(言论表达)自由合法性，如果没有宪法实践的制限与保障，必然产生不对称的矛盾冲突，政府自然利用强大的国家机器封杀对它不利的言论思想，包括不符合官方的审美趣味的艺术形式，因为审美与价值在传统极权社会代表了一种权力秩序。然而，按照共和制的国家宪法精神，政府权力必须受人民的拥护与监督，否则就是非法政权;同时执政当局不得已以任何理由剥夺宪法赋予公民的正当权益，包括修宪立法、淘汰执政党、批评政府与监督官员。而且，言论、艺术、信仰主要是社会精神的经验层面，一般不直接构成实际的公共行为，宪法应当保障这种公民的精神自由，除非它明显涉及公共危害性，才能给予有条件或无条件限制。换言之，公民能不能充分享有言论或艺术的自由表达权，是判断一个现代社会的政府权力是否合法的重要依据，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的民主宪政、司法公正、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一、艺术合法性与宪法实践

文化始终是国家上层建筑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意味着传统政治权力对文化具有规驯标准。尽管现代国家在宪法上赋予每个公民言论、出版、艺术自由表达的合法权利，但落实到具体司法实践中，总有这样、那样的种种不自由。换言之，在政治与法律上而言，无条件的言论绝对自由是不存在的，但有条件的相对自由则是普遍但司法实践。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二章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从立宪的表明上看，中国宪法完全大体上符合现代文明精神，但又存在致命的内在冲突矛盾，如《宪法》第一章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众所周知，国家宪法必须超越一切党派政治意识形态，实现国家权力真正属于人民，任何政治制度必须取决于人民意志，决不能将“社会主义”这某一政党的政治理念与施政纲领，驾驭宪法精神与人民意志之上。它从根本上背离了第一章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宪法精神总则。换言之，组建与解散(破坏)、反对与拥护“社会主义”均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公民有权选择自己认为能够符合自身权益与国家利益的制度模式、执政党派，而不限于社会主义。然而，中国目前的宪法规定每个公民拥有言论、艺术的自由，其前提是不得触犯“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及执政党领导权威。可见，这种立宪的自相矛盾说明了专制本质，不可能实现现代文明所确立的政治民主、言论自由的宪政原则。

一个国家的宪法，立法中存在根本性的内在冲突，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就难以避免。此外，中国的行政法规高于宪法原则，出现政府或官员的滥用国家权力现象极为普遍，均以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公共治安的名义，禁止一切不符合执政当局的要求的言论思想、文化艺术。如《宪法》第二章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它是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精神原则，可实践过程中，面临着来自司法不独立、官官相护、官民力量不对称等诸多问题。使得宪法第二章四十一条和《行政诉讼法》成为一种形式化的司法条文，缺乏实际操作与支持的执行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