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状出发，具有展示艺术作品功能的中国艺术机构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即各种性质的美术馆、画廊以及日趋热闹的艺术空间。原本单一化的国立美术馆不再仅仅承担展示的职能，逐步趋向集展示、研究、收藏、教育为一体的多元化姿态，同时各种名称、目的、性质的艺术机构层出不穷，以至于中国艺术机构这个大盘在整体职能上呈现出必然的转型时期，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来看产生了一种所谓多元化的趋同效应，导致了我们不得不将它们进行归类分析。

中国艺术机构的职能转型其实包含着三个层面的事实：第一，从现象层面而言表现为机构空间化与空间营利化。第二，其影响导致了美术馆概念内部的功能细化以及艺术机构之间的趋同性。第三是最重要的，其存在的基础是当代艺术运作逻辑的资本化。

各种性质的美术馆、画廊以及日趋热闹的艺术空间这三种分类，按照严格的分类定义与西方成熟的艺术运作模式看，三者都包括了公共化与专门化、营利型与非营利型、公立性与私立性等多种不同的实质，在职能上三者应该各有侧重、齐头并进、互为补充，然而，当前的现状正是逐步在打破原有的界线与分野，由内而外地进行着调整、重组和并存。

首先，各种性质与名义的美术馆日益增多。但是作为这些新加盟者的主体——私立美术馆，其前身是一种私人收藏的公众展示，更接近于原始意义上的gallery，而在这一形式日益泛滥的今天，私立美术馆则更多地表现为投资者的文化形象塑造与多元化投资的努力、艺术策划者和艺术家的创意及其与地方行政部门的文化政策意志的结合。由此，私立美术馆便转化为一种现实意义上的概念模糊的私立艺术机构。同样，部分画廊基于在整个艺术运作系统中扩张的需要，也积极寻求在自身的营业场地之外开辟公共的艺术展示空间，甚至针对画廊的经营对象而展开这一类型的专门工作，再加上从概念到实践全方位渗透的非营利空间的声势，使得艺术机构都不约而同地向艺术空间的形式转化，即“机构空间化”。 事实上，这些机构往往游离于公共空间与经营场地之间，或多或少地具备三个特点：身份模糊、立场泛化、功能全面。“身份模糊”是指这类机构名称、其所有制结构、运作模式之间的名实不符或者模棱两可，蕴含着这类空间的公共传播属性与潜在的资本增值诉求之间的矛盾，因而决定了其运作过程中的“立场泛化”。“身份模糊”和“立场泛化”的不确定，使得这类空间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对于艺术展览与活动的选择表现出更大的自由度。“功能全面”并非是指各类职能的分工与细化，而是整体意义上活动种类的无所不包。

其次，所谓的“空间营利化”，不是简单地将这类艺术机构的运作等同于艺术经营机构与企业的买卖行为。其一，由于当代艺术的运作体系决定了艺术展示空间在作品阐释与生效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客观上将此类艺术机构置于艺术价格形成与利益分配的名利场中，同时政策的滞后与初步发展的当代艺术环境也使得成长中的非营利性机构的发展仍然面临着诸多困难;其二，由于部分艺术机构在性质与运作目的上的模糊与暧昧，导致了主观上其展览形式成为艺术营销产业链上的延伸，从而使得艺术空间的营利化不可避免。

在美术馆的层面，艺术机构泛化的趋势便反过来影响了美术馆系统内部的功能细化，以及具体的美术馆运作过程中的不同倾向。姑且不论私立美术馆与公立美术馆实质上存在多少区别，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整体化的趋势对于美术馆的建设造成了以下影响：首先，这种空间化运作的倾向导致了传统意义上作为美术馆象征的大型国立美术馆与其他各类美术馆之间在功能与目的上的差异日益扩大。虽然当代艺术已经走出地下状态，不但在经济领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已正式介入官方美术机构的展览体系，但是立场、文化形象的塑造与价值认同之间的距离依然存在。艺术机构，尤其是各类美术馆形式的艺术机构的积极运作在丰富了美术馆运作内容的同时，也强化了两种话语之间略带紧张的并存关系。其次，在各个美术馆内部，两种不同性质的展览所体现的经济性与学术性之间的平衡日益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应该承认，在上述这些现象背后起作用的深层原因即是当代艺术运作逻辑的资本化。近年来，为各界所津津乐道的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繁荣催生了各种不同形式的艺术机构，但是肥沃的土壤同时也赋予了这些机构市场本位的特性，使得原本犹如食用植物、观赏植物、经济植物般性质不同的艺术机构，成为火热市场暖棚底下的食用类、观赏类、经济类的农产品，成为可以计量与估价的对象。当然，现状本身总是存在着正面和负面的多重属性，尤其是中国艺术机构正处于从发展到成熟的自我调整、自我完善时期，其职能的转型以及多元化表征不失为一种以促进新生事物来改善和制衡原有状态的显著力量。

2008年初，国务院下达了各个国立博物馆陆续免费开放的通知。虽然这一举措的实际社会效应仍待考察，但是这道以行政命令形式推行的政策却在美术展馆的公共性上推进了一大步。由此可见，作为配套措施出台的对于国立美术展馆的经济支持方式的转变将较大程度地改变日益受市场影响的国立美术馆的运营模式，从而强化市场以外的驱动力量。这一信息给我们的启示是，对于中国艺术机构专业分化、互相补充、良性互动，业内多有共识，可是要完成从认识、实施到现实的转变，关键还在于如何在市场主导的形势下促成其他制约因素的强力介入，并逐渐形成新的制衡，显然，这比对于当下职能转变的学术意义的探讨更加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