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历史中的一种特殊载体，以其历史遗存深厚而闻名。从书院中走出来的名人，为传承和发扬中华文化发挥了历史性的作用。而今，社会经济、文化等发展步伐较快，人们现实需求已步入多元化时代，致使人们需求的层面五花八门。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提升每一位中华儿女的人文素质成为刻不容缓的课题，因而需要我们这一代人、几代人甚至数十代、数百代人从文化书院战略规划角度和人文关怀的各个层面，不断挖掘书院的久远价值和历史赋予的丰富意蕴，以及再造书院的人文精神。

孔子创私学以降民间，办学之风跟进，但一直规模不大。从唐代开始设立书院以来，办学才真正初成规模。书院起源于唐代，兴盛于宋代，是古代教育史、学术史上重要地位的教育组织形态，直到清末，书院办学经历千年之久，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形式、教授方法、管理制度等，使渊源流长的传统私学趋向成熟和完善。但是，仍有许多书院差异很大，对社会发展推动甚微。

唐末至五代期间，战乱频繁，官学衰败，许多读书人避居山林，遂模仿佛，教禅讲经，以开创隐居书院，形成了封建社会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从书院制度讲，萌芽于唐，完备于宋，废止于清，跨越千余年的历史。可见书院体制和制度非常重要，对我国封建社会教育与文化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而书院闻名天下也是许多书院发展的梦想。岳麓书院是古代四大书院典型代表之一，名气很大，是因为不同时代人才辈出。其前身可追溯到唐末五代(约958年)智睿等二僧办学。北宋开宝九年(976)，潭州太守朱洞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正式创立岳麓书院。嗣后，历经宋、元、明、清各代，到了光绪二十九年(1903)改为湖南高等学堂，尔后相继改过名称，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至今，历经千年，弦歌不绝，故世称“千年学府”。可见，书院随着朝代更替在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决定了书院的名声和品牌价值。

华夏很多文化名人都曾在有名的书院讲学。如宋代的朱熹曾就任白鹿洞书院，张栻曾主持城南书院、岳麓书院，明代王阳明曾主持龙岗书院，他们均以讲学为主，传播其思想。不过，从清末开始，我国的绝大多数书院都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我们认为，书院的建设与发展是在国家基础教育外的一个很好补充，具有较高的时代价值需求，合建符合特征的“东方文化书院”，结合我国丰厚的文化和旅游资源，不仅具有极大社会人文需求，同时，面对着一个已经开始的文化转型期，这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近期，我们主要倡议合建东方文化书院计划的有关之士，经过专题会议交流和专家项目组讨论，从对古代书院的基本认识和研究后，大家拿出了一些合建东方文化书院比较好的战略计划，初步具备了以下一些思路：

首先，要明确建立书院具备的条件、书院应该具备的功能等。如果我们按照华夏九州分野来布局东方文化书院，要在功能设计上别出心裁，包括书院的功能战略定位、典藏范围、讲学课程设计、学术文献整理、档案管理、日常业务与文博展示等，都需要仔细斟酌。同时，还要对于书院产权、战略目标与定位、推广策略、服务模式，以及书院对外交流、衍生产品交易、书画珍藏和社会文明成果展示等，能与和谐社会进步与发展密切结合起来。尤其重要的是，东方文化书院要战略定位在“千年”以上，需要前期的精心组织和策划，关键是要在文化产业价值上怎样去精雕细琢。

其次，各方有识之士开始涉入东方文化书院的计划、设想、合作、交流及工作部署等具体工作当中，大都认为这份文化产业事业实属千载难遇，从时空战略发展的角度，决心应当将书院计划为“千年”文化工程。但面临的工作千头万绪，需要社会各界支持，共同参与建设这样的书院，并且要在每做好一步工作的前提下，为下一步做细微工作有所规划，提出行动计划，依次顺延，借用社会合力，使东方文化书院工程顺当开展。此外，书院还需要具有与时俱进的特色，因此我们需要理清操作思路，需要运用独到的思维结构、人文环境、人文研究、学术定位和高标准的战略合作伙伴，如此以来，大家都能站在综合分析问题、处理问题的角度为构建东方文化书院进行战略布局。

再者，东方文化书院既要借鉴不同于古代私学式的教育模式，还要有别于现在中国教育体制下的学府、学院、大学、中学甚或小学等教育模式，还须在其内容上迎合新时代发展需要，解决现实中存在人文问题，为满足广泛的文化人、思想者、崇拜者、求学者等的实际需要和发展提供人文精神的服务，以此设计书院的总体格局。书院不单要与时俱进，开创未来，还要从文化传承尤其是国学经典的重整，梳理其文明元素，整合其文化信息，继而培养东方文化书院的文化根基，让世世代代发扬光大，传播优秀文化和经典思想。

最后，关于书院落地扎根的一些事情，主要在于人文历史背景和资源整合问题，需要从实际出发加以解决。

山西作为华夏文明起源地之一，历史上也建立过很多著名的书院，如凤鸣书院是古代山西最高学府。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称凤鸣书院。此外，山西书院也是有名书院。但是其功能不够完善，文化名家较少，定位与山西文化底蕴有较大差异。正是基于山西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书院文化深度欠缺，我们有关机构正在会同王家大院(崇宁堡)等多家联合机构共同举办(冀州)东方文化书院，以其作为文化传播的理想场所，在规划上对其主要赋以图书馆功能、大讲堂功能、博物馆功能、学术研究功能、青少年人文素质教育基地等特色，并以文化带动旅游、以旅游拉动书院、以书院推进区域经济文明和社会文明的发展，共促书院文化建设和人类文明进步。

时下的国学研究普遍处在模糊不清、研究人员缺乏、师资队伍匮乏，人文环境恶化等困境当中，重建文化书院不失为解决的有效途径和办法。面对东方文化书院千年计划工程，需要因地制宜，针对性地规划与设立专项课题组，从历史责任与现实需求的战略高度，以塑造“千年”书院的核心价值。

人们怀念、渴求华夏文明得到进一步宏扬和传承，也是民族之需、国家之需、社会之需。而东方文化书院的基础性建设、功能的规划、联合式投资与分级管理等具体事务现正在紧密锣鼓地进行。但是从现在到未来，依据华夏九州九鼎深刻寓意的“三统一象征”之愿望，即国家统一愿望、民族愿望和文化统一愿望，将九鼎纳入书院计划，文化含量和价值就更高了。只要建立在这样的愿望的基础上，合建符合时代需求的“东方文化书院”集结地才有划时代意义，才能真正立于东方文明之林，创造杰出文化成果。

历经几千年后，华夏文明仍需绵延，许多书院传承文化有些杂乱无章，虽然发挥过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现代或今后的书院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吐故纳新，扮演世界级的角色，如何承担责任和义务，这已经成为现实中迫切的研究课题。

作为华夏子孙，我们因此有责任、有义务去全力“抢救”，把失去的“人文”找回来，倘若找不回来就会成为历史文化的罪人，我们创办东方文化书院的初衷就是想通过书院形态找回祖国失去的太多人文。要想继续发扬、深入地精确挖掘国学经典文化，合理继承和展示，必须站在历史负责任的角度善待东方文化书院之精神，社会文明程度才会逐渐得到均衡发展与整体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