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术界，高名潞的名字就像是一处著名的风景，会被人经常提及。美术界的往事里，通常会充斥着理想、激情与奋斗，而当初故事里的那些主人公，现在大多已经在国际艺坛中享有盛誉，他们的作品在拍卖场中被天价收藏，他们的展览开幕式中会有众星云集，他们成为时尚杂志的主角，他们开始被文艺青年崇拜。而在他们的谈话中，对于青春往事的记忆被勾勒得清清楚楚，在这份勾勒中，高名潞的影子随处可见。

都知道天津是曲艺之乡，许多研究民俗文化的大家都出生在这里。而作为从天津走出的艺术批评家，高名潞的出现也使得天津在当代文化上有了自己的亲情与血脉。在天津的艺术圈里，高名潞的口碑相当不俗，毕竟，从“85思潮”到1989年的“现代艺术大展”，许多的艺术家和高名潞也算是老朋友了。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高名潞有着这一代人特有的沉静、透彻与感染力。如果把当代艺术看作是一阵风，那么他应该是站在风口的那棵树吧，没有风的时候，也会沉默了。

关于高名潞

1949年生于天津，中国最著名的艺术批评家及策展人。美国哈佛大学博士，曾执教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艺术史系，现为美国匹兹堡大学艺术史教授，四川美术学院美术学系主任。1978年在天津美院学习研究艺术史。1982年进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获硕士学位。1984年至1989年在《美术》杂志社担任编辑并参与《中国美术报》的部分编辑工作，并投入到“85美术运动”中，担任这一前卫艺术运动的介绍、批评和策划工作。先后主持了1986年“85新潮美术大型幻灯展”和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等重要前卫艺术活动的组织和策划工作。并与其他朋友记录撰写了关于“85美术运动”的《中国当代美术史1985-1986》。从1995年到1998年集中策划了迄今为止在西方最大型的中国前卫艺术展“蜕变与突破——中国新艺术展“。2009年5月策划“意派——世纪思维”大展。

新报：从你主持1989年的“现代艺术大展”到今天也已经20年了，当初的“现代艺术”现在也被称为了“当代艺术”，你个人感觉这20年来，中国的当代艺术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高名潞：这个变化是很大的。在当时，“现代艺术”还是一个很小众的概念，许多活动也是以“地下”的形式来完成的。现在，当代艺术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了，已经成为大家口头上的一个常见词汇。这不仅是在艺术界，在收藏界，在文化领域，在其他的领域内，当代艺术也都有了影响力。

新报: 1989年，你策划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现代艺术大展”时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高名潞：我当时的理想是让当代艺术走向公众，走向美术馆，不想让它再以“地下”的方式存在了。我觉得当代艺术应该有它自己的一个完整概念，让公众可以参与进来。当然，这个过程也费了很多周折。包括组织上、经费上都遇到了很多困难。当然现在组织一个大型的展览也会遇到很多困难，比如怎样落实经费，又怎样距离商业远一点，不是说现在经济好转了，当代艺术的问题就都解决了。

新报：有人觉得中国的当代艺术只是在简单模仿西方，你在美国也生活了许多年，你觉得中西方的当代艺术区别在哪?

高名潞：其实中国当代艺术的特点不在于题材，也不在于形式。因为现在的传媒与信息交流都很发达，全世界的艺术家在题材与形式的选择上都可以有雷同的地方，但是每个艺术家的思维方法都是不一样的。同样的题材，每个地区艺术家的创作也会受到不同的传统文化的影响，甚至他的家庭背景与社区的生活环境也会影响到他的创作。

新报：许多天价作品的诞生，使得当代艺术品收藏成为一个火爆而又充满争议的话题。在你最近策划的“意派”大型展览中，我们看到了大量的装置作品。我想问的是，这些作品是不是很难被收藏?

高名潞：这些装置作品只是艺术家们为了更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念，它们被创作出来的出发点肯定不是为了卖掉。但是这些作品也都会被收藏的，因为优秀的艺术品最终会体现它的价值，无论它是一件绘画作品还是装置作品。其实我们并不反对商业，而是反对一切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商业。

新报：现在，当代艺术有时尚化、娱乐化的倾向，你觉得这是有助于当代艺术的普及还是把当代艺术低俗化了?

高名潞：我认为中国目前缺少精英艺术，流行时尚泛滥，媚俗泛滥，我说的包括当代艺术中那些艳俗的“大脸画”。都说好莱坞是媚俗的，可是现在看看我们推出的大片，许多都比好莱坞媚俗得多。所以，精英的、边缘的、真正探索性的、发出知识分子声音的东西在全球市场化冲击下的中国是需要的，而且是急需的。

新报：当代艺术也曾经被边缘化过，你觉得被边缘化的就有价值吗?

高名潞：在边缘的时候，虽然松散、自由，但有一种凝聚力。因为当一种艺术模式特别膨胀的时候，一些反叛的艺术家就会出现，去拒绝这个艺术模式，就好像上世纪60年代美国出现观念艺术一样。现在的艺术市场太厉害了，简直无孔不入，艺术家看上去很自由，但是在商业画廊和美术馆不断走向共谋，并牵制着艺术家的时候，艺术家在精神上反而没有真正的解放和自由。所以，边缘化可能是我们新艺术的希望。

新报：现在许多媒体开始讨论艺术市场的“寒冬”与“春天”，你觉得当代艺术市场的“春天”还会远吗?

高名潞：这要与前几年的市场热度有关，许多艺术品还要经历时间的检验。真正的艺术创作从来没有“寒冬”与“春天”之说，“寒冬”和“春天”是指环境生态。所谓好的生态不一定有好的艺术。天才和庸才的比例在任何时代都是一样的，天才不会因为市场好而增多。因此，现在的问题不是市场，而是创造性在哪里的问题。有创造性的新一代艺术家必将出现，而且正在出现。

新报：也有人认为，是过于雷同的创作、过于相似的“符号”扼杀了当代艺术的市场与前途。

高名潞：中国当代艺术的收藏家大多是从投资出发的，不是从永久的收藏出发。他们大多都是国际藏家，基本没有非营利的基金会和国家收藏。因此，价格在资本利益上的商业运作中被抬高，必定会产生泡沫。事实上，良好的市场和经济，与前卫的命运并不成正比。换句话说，任何时候前卫都是相对艰难的。同样，“符号”化的泛滥是因为人们相信陈词滥调，当代艺术缺少批判精神，信奉陈词滥调的“符号”化，都与市场炒作有关，但那是低级的艺术。我期待着有反“符号”、非“符号”的艺术出现。

新报：现在的艺术家回忆起上世纪80年代的“美术思潮”与“美术运动”还都会心潮澎湃，你认为现在有没有可能再来一次相当规模的美术运动?

高名潞：我觉得现在很难了。因为对于全社会来讲，现在美术还处于边缘化状态，股市有可能躁动起来，美术就难了。从“美术运动”的基本条件看，首先它要有不成文的纲领，比如它追求什么东西，反对什么?其次要有一定规模，主体一定是非主流的。再有一个就是激情。这些东西现在在哪儿?都看不见了。那时候人们认为艺术是一件很崇高的事，艺术不是形式化的东西，不是装饰性的东西，艺术是表达哲学、思想与人生观的一种话语形式，艺术家们也是非常投入的激情状态，每天都是争辩、讨论。而现在很多人在一起都跟谈生意一样来谈艺术。

新报：以前的媒体中，关于艺术取向的争论很多，现在，是关于艺术市场的争论多了。

高名潞：因为现在的艺术批评与市场走得太近了。原来的艺术杂志是没有广告的，也就没有商业与非商业的区分，只有保守与激进的分别，多数评论都是发自内心的。而现在的批评缺乏真正学术性的批评，在杂志上发一个评论，声音很多是不纯粹的，背后涉及各种利益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