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艺术批评是“80后”艺术这一概念的派生产物。
当“80后”艺术开始以一种事实形态,而不是理论形态的称谓被越来越多地提及时,这一现象在艺术批评领域的自然延伸也就成为了顺理成章的事情。正因如此,“80后”艺术批评这一概念在产生初始不仅被预设了价值立场,而且被预设了特殊的连带关系。
“80后”概念的产生是学术界基于对特定历史条件的社会学问题——即由独生子女政策与改革开放的文化环境所共同影响的一代新人,以及由社会学问题所引发的诸多现象的认识和阐释。然而,这一热点问题却没有成为一个显学,关注者众而研究者少。对于“80后”问题的研究并非完全基于一种学术意义与社会意义的考量,或者说,这一问题本身虽然有着其学术意义,但是被提出与展开的动机和策略,却是时效性需要的产物。
“80后”,一种预设的立场
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主要特点即中国从事当代艺术的艺术家绝大多数有着学院培养的背景。虽然中国学院教育与当代艺术领域的社会现实之间仍然有着不小的距离,以致毕业者面临了重新的选择和转型,但是它却决定了中国的年轻艺术家,尤其是从事当代艺术的年轻艺术家本身便是当代艺术体系内的产物;虽然可以从视觉形象与符号语言上寻找到诸如卡通化、动漫等诸多被归纳为“80后”艺术形式特点的元素,但是却无法抹杀“80后”艺术家的思维方式与创作方式都是在当代艺术(或者实验艺术)的教学体系中培养出来的现实。可以这样说,“80后”艺术中被归纳出的种种特质,固然有着艺术家本身生活经验与成长经历的影响,但也是预先习得的思维方法与符号选择、运用方式与表现策略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在目前的当代艺术中,可能存在着“80后”的问题与观念,却并不存在所谓的“80后”的方法。他们存在与展现的情境,仍然是由30年的中国当代艺术经验所构成的并仍然在发生效力的方法性语境,对于一批还在成长中的艺术家而言,以年代为标尺的群体划分只是一种权宜之计,“80后”艺术的学术概念势必有待整理与发展,甚至被更具有针对性的学术概念所淘汰。
我们有理由认为,“80后”艺术这一概念的出现,与其说是一种基于当代艺术记叙与阐释的需要,毋宁说是在日益火热的当代艺术市场的“促使”下所产生的指代,一种基于市场定位与差异化的迫切需要而创造的市场化品牌。当越来越年轻的艺术家在刚走出校门便迅速进入到热闹的流通体系中时,绝大多数人并不可能对于自己的创作与定位有一个冷静的认识和反思,以至于非常轻易地接受既有的创作观念方法论的现成改造,成为了某种程度上这个已经被预设的“自己”形象的代言。
我们有理由相信,作用在年轻艺术家身上的社会环境与文化语境的影响同样作用于之前已经活跃于当代艺术领域的艺术家。一方面,成熟艺术家对于艺术符号的话语权占有及其业已发生效力的言说体系,可以有效地转化甚至消解这种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对于尚未形成自己固有面貌的年轻艺术家而言,这种对于当下文化特质的归纳与投射,不但有着先入为主的便利,而且有利于他们的艺术尽快地在当代艺术的话语体系中产生意义,进而是效益。排斥政治、消解崇高、去专业化、卡通艺术等等特质部分适用于年轻艺术家自身的想法,而更多的可能是接近于他们按照当代艺术“解题方法”所得出的“标准答案”。这一答案又在经营机构与媒体有意无意的强调中反过来凸现了“80后”一代所被赋予的文化身份。
“80后”批评还是针对“80后”艺术的批评?
与“80后”艺术的情况相类似,“80后”艺术批评的概念同样被赋予了如下的连带关系:首先,与技术变革、尤其是网络平台发展所带来的批评风格与话语形式转变的天然关联。网络平台的兴起为更大范围的艺术批评的参与提供了便利,进而从批评主体与言说方式上消解了艺术批评的精英化倾向。与此同时,艺术批评的门槛降低也导致了更多情绪化、口号化等负面现象的出现,而这种现象在对于当代艺术批评有效性的讨论逐渐深入与当代艺术批评话语构建逐步展开的过程中,显得更加引人注目。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艺术批评领域的现象与年轻一代的艺术批评参与者构成了潜在的对应关系。
其次,“80后”批评被认为与“80后”艺术的阐释、评价天然关联,并由于关联场域的影响被赋予了基本类似的价值立场。受到一种类似与“自我言说”观念的影响,“80后”艺术批评家被认为与新兴的“80后”艺术具有天然的话语权,这种基于知识体系与价值标准一致性的想定,赋予了“80后”艺术批评同样“年轻”的问题领域与关注对象。应该承认,这种认识本身无可厚非,但是对于“80后”艺术概念的提出本身就是一种短期性需要与策略性意图的产物,因而“80后”批评如果接受上述的话语逻辑便很容易成为制造“80后”意义的共谋。进而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这一类基于大众文化理论与时尚文化观念的,更注重实践感受与话语阐释认同而不是大众文化学科背景的学术考察,一种对于“80后”艺术问题更侧重于“立言”而不是“批判”的“80后”批评将成为各方面的需要与宠儿。由此,被定义了的“80后”批评仅对“80后”艺术创作产生效力,以致受到“80后”名义下的那些价值描述在话语和对象上的双重限制,进而成为艺术生产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再度审视“80后批评什么”这个问题时,重要的不仅仅是内容、方法与话语,而是艺术批评如何在当代艺术的体系中更好地发挥其批评作用。老子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80后”,既然是一个预设的概念,又岂在有无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