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我曾在《美术报》上发表《画界四品》一文（一品大师、二品画家、三品画匠、四品票友），得到不少朋友关注，有人问：“怎没有五品？”“何谓五品？”其答曰：“画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艺之大发展、大繁荣，如果没有许多文化官员在其中摇旗呐喊，以身作则，推动开放，注意引导，恐怕没有今天文艺的繁荣局面。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文化官员中也有极少数一部分，乘机在其中捞取利益，甚至“以身干预”，成为“画官”。这些“画官”又常常拥有权力，在一些大型的美术展览活动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今年美术界面临众多大型展示活动，这一问题更值得重视。

读者提出的“五品”是指画界的官。我给起个雅称：画虞。虞，古官衔。早在虞舜时代，就有山虞、水虞、田虞。吴即吾即朕。关于虞，我在“九疑牂牁”一文中已有详述，虞即帝舜,奉为狩猎之领袖。然“尔虞”却有贬之嫌。出现这种现象，传统使然、体制使然、信仰迷失使然。

有人说，一个时代，难出十个大家。因为少，因为要流芳百世，因为出名作品才有高价钱，所以凡是大展览、大集册、群英笔会，有那么一些“画工”，其眼光不专注于艺术，而是“官员”。不择手段往前挤到“画虞”的足下。这就是考验文化官员的时候。沦为“画虞”的，只看你画的货色，或看你钞票的成色。金子拿金奖银子拿银奖，“画虞”挪开一点脚缝，画作拿上，或经济受益，还常常带出几个“跑堂”的，更加搅乱了美术界的风气。古有伯乐相马，而今个别伯乐沦为“画虞” 的，其结果可想而知。

在体育运动中，如奥运会，成绩有尺寸、钟表、电脑衡量，作假很难，处罚也严厉。但书画作为一门艺术形式，其标准本来就具有“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的特征，并且，在艺术多元化发展的大形势下，标准也复杂多元。标准不好画明线，也无法具体衡量。这种情况下，官方的意见、评委的喜好起到了重要作用。体育场上裁判当众吹黑哨，绝对睡不踏实。但美术界的评委要吹黑哨，吹了也难以调查，更难对证。

当然，多数文化界官员们对当代美术发展所做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我们呼唤更多的公平刚正的文化官员，最好在艺术上也是高手的人来做评委。喜欢涂抹几笔的，最好给出全局性的意见，而少一些具体干涉。我有一位在外省的“画虞”朋友，说起评画真让人大开眼界：“跑堂”的拿着名单找画，“画虞”用手一指，评委即打勾，完全不管画的好歹。我想这位朋友有些言过其实。但近来的几次大展评选后，社会反响十分强烈，因为有极少数的作品实在让人怀疑。这其中很难让人不联想到画家和“画虞”之间亲密关系。这种掩耳盗铃、心照不宣的游戏规则，一定要处理。否则，一次大展中即使只有一件“关系”作品，伤害的可能是成千上万人的感情，其危害不可低估。埋没人才只是危害的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削弱了美术界的官方形象和大展的影响力。

话说回来，画官不能少，有水平的评委不能少。中国的历史上出现过许多重量级的作品和作者，都是官员。在德治传统的当代，也出现过不少自身德才兼备又甘当伯乐的画官，他们用专业赢得话语权，却把这个权力用在了国家前途的公益心和民族文化发展的责任感上。如徐悲鸿、傅抱石、潘天寿等。而市场经济大潮的来临之后，被人们一直视为圣洁的艺术殿堂，也局部地成了钱权交易、市侩出没的市场。我曾经看过一个专题展，金奖是一幅初学者的工笔临品，败笔如林，据说是某大公司总裁女儿的作品，出了赞助费的。现实迫使丹青手们去理解和退让，让真正好作品的创作者格外寒心。

从来反贪、反腐是文人的高尚人格，如果文人为求一己之利而阻碍社会的进步，于心何忍？所以，民心只是期望评委们要多点公心，多点良心，少点私心、少点昧心，艺道就畅通了。最后我取金缨一句名言与画家、画官共勉：读书未必成名究竟品高格雅，修德不期获报自然梦稳心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