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的边缘化，在当今艺术界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纵然我们从很多方面来就其外部环境分析其原因，但是，批评界内部的问题却少有人谈起。偶有来自批评界外部的不同意见，也被简单贬斥为谩骂、语言暴力等。凡此种种，皆暴露了某些艺术批评界的某些不正常现象，本文即试图从几个方面来分析之。

一、批评界的圈子化

本人在2001年的一篇文章《从“体制”到“圈子”》中，已经提出“圈子化”生存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以来艺术界的一种普遍现象。但是，该文还是较为集中分析了艺术家群体的圈子化生存状态。而近年来，批评界的圈子化现象已经十足显见！据此，我们一方面可以将此视为艺术界“圈子”文化的发展;同时，此现象也是与近年来艺术界外部大环境的变化分不开的。

众所周知，艺术批评虽然因为其职业对象是艺术界发生的一切现象，但是如果从其职业特点的思维方式、工作形式、语言工具、社会作用等方面来看，其与人文学科的联系似乎紧密于作为其工作对象的“艺术家”、“艺术作品”等概念。如果说艺术家的“圈子化”生存经验还带有其早期的手工作坊式的行业帮会的特点的话;那么，作为人文学科范畴的艺术理论、艺术批评，其从业者因为理性抽象的思维方式，以及将语言文字作为职业工具等特征，已经决定其脱离了手工、行帮的群体性生存依附方式。所以说，作为正常的艺术理论、艺术批评从业者的生存状态，一定是一种个人化和个体性的职业工作状态和理论判断标准。

而现今艺术批评界的圈子化迹象的形成，其原因何在?

其一，是一种特殊历史阶段的必然。周所周知，文化市场化之后，造成了旧有的文化官僚体系权力的旁落。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不管你来自何方，从哪条路来，只要在市场中成功了，就可以建立一个自足的话语系统，而不必再遵循以往的被文化官僚体系赏识和钦点之后才能发迹的老路。这样，对于文化官僚权力体系的肢解，必然带来一种权力的真空。就像自然界的真空现象一样，形成权力“真空”现象之后，就必然需要一种新的权力进行填补。在这种“行业话语权”的利益诱惑下，艺术批评界的行帮现象兴起。如前文所述，艺术批评绝非是一种群体化的工作性质，所以，这种艺术批评的行帮现象也并不是理论观点的相近使然，而是一种利益的集团化。所谓的“党同伐异”，所谓的“人多力量大”。这里，“党同”的理由也绝非见解、观点的相同、相近，也是利益的集体化运作需要一种“准官方”组织来进行操作。这也是我在第一届批评家年会上，极力反对“组织化”的建议，而极力赞成彭德先生提出松散式的“雅集”方式的原因。因为一个“准官方”的组织，在还没有形成一种内部的权力制约机制的时候，必然会走向权力的异化。一个走向利益交换、交易平台的圈子化模式，也必然失去其学术的严肃性。

其二，艺术进入市场化阶段之后，一些理论工作者自觉转换为市场化背景下的利益系统中的某一操作环节。由此，一些艺术批评从业者从“空谈家”转换为“行动者”。而实际上，理论惟其“有用”皆因其“空谈”，而一旦“实用”之后，就成为了“技术”。在实用主义的逻辑下，“理论”成为了可以利益交换的工具。而“交换”则需要在一定的场域中来进行，那么，依照世俗化的表达，这个场域就是另一种圈子。所以，这种圈子，也绝不是因为观点、见解的相同、相近所形成的学术团体，甚至是与学术扯不上一点关系的纯利益交换对象关系。

二、“神格”与“人格”的偷换

“人”因其有瑕而显得真实，而“神”因其无垢而显得神圣。人可以追求无垢、向神靠拢，而显得其“求真”的艰难;而如果僭越神格，伪称神性，则显得其“疯”。

与前述的艺术市场化相对应的另一个现象是艺术的时尚化。艺术何以成为时尚文化的组成部分，以及成为时尚文化之后发生了哪些变化，这其中固然需要进行详尽的分析，但是因其并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所以，下文将只讨论成为时尚文化组成部分之后的艺术形态所导致的艺术批评的大众娱乐化。

市场化不仅带来了文化产品的市场化，同时也带来了作为文化外延的传播媒介的市场化。传媒的市场化则使其从意识形态性向大众传播性发生转化。作为传媒的大众性转化结果之一，就是使一些原先处于亚文化状态的文化现象，在商业化的大众娱乐追求中，转化为一种主流时尚文化。在这其中，艺术，特别是当代艺术也是转化对象之一。

转化为时尚文化现象之后的当代艺术，因其行为逻辑的非主流性，和艺术市场信息非对称性，对大众而言，则充满了猎奇的期待心理。而大众心理在充满猎奇的同时，又充满了颠覆、僭越、仇富的冲动。在这种背景下，一些“艺术批评”则与大众传媒之间形成了一种奇怪的组合，这便是以简单的道德评判来代替学术批评。

在“人格”的范围内，我们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学术范畴之外的道德评论，但是，超越人格意义之上的“神格”判断，则已然把自己放在了“神”的位置上来对芸芸众生进行道德评判。这些“无垢大师”们动辄挥舞起威力无比的道德批判大棒，以博取大众廉价的喝彩声。

在这里，我们姑且不论简单的道德判断是否能归为严肃的学术批评范畴，但就这种神格化的评判方式本身而言，他可以用神的标准来要求别人，而又不容许别人用神的标准来要求他自己。众所周知，艺术批评不是道德裁判所，批评家也不是道德水准的高居者。这种不能以欲吾欲以体恤人之欲的道德高蹈心态，是很多将艺术批评简单化为道德批判的批评者的通病。

古人尚言“知行合一”，而某些批评者以人的欲望宽恕自己，以神的标准来评判别人的方式，这种“艺术批评”除了赚取大众的廉价喝彩声之外，我们不知道它们还到底有多少学术价值?

我多次和朋友说过，如果按照古人所言“知行合一”的标准，那么圈子里能够对别人进行道德评判者，可怕只有老夫子彭德和小夫子鲁明军二人尚能够格。除此之外，建议不要借“批评”的名义，将己所不欲施之于人，将己之所欲苛求于人，以换取自己“道德大师”的廉价名声。

三、“宏大叙事”的泛滥

作为一个艺术理论工作者能够让自己扬名立万的不二法门，无非就是能够提出一个划时代的艺术标准，并由此让自己成为这个时代的艺术代言者，就像“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个好士兵”，恐怕每一个理论工作者的内心都会存有一些这样的妄想。

但是，能够代表一个时代的艺术理论的提出，是一个可遇不可强求的事情。纵然有一些幸运者，那也是社会、时代的客观因素与个人的主管努力碰巧结合在一起的结果。而如果我们过分看重自己的“历史使命”，沉迷于自己的主观臆想之中，无非落得个理论先行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