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画，革新力度最大、成就最突出的是人物画。这首先应该归功于对西方绘画特别是西方写实绘画的引进。以徐悲鸿、蒋兆和等为主要代表的画家和中国画教育家，强调造型能力的培养，强调用写生的手段刻画人，并为此建立了一整套的教学体制。各大艺术院校的教学虽然有不同，但在强调写生、重视造型这一点上，没有多大区别。写实路线的推手是院校，即20世纪人物画改革的策源地是各个艺术院校。以西画改造中国画的基本策略确实出现了很多问题，如忽视了对笔墨传统的把握，忽视了临摹的作用，模糊了中国画的特点等等，这是需要加以认真反省的。但是，对人物画教学和创作的评估，要与山水花鸟有所区别。如果人物画也像山水画那样强调临摹而忽视写生和造型能力的培养，就不会有现在这样的成就。

人物画的写生与山水、花鸟画写生有很大不同。首先是写生客体不同。人的丰富性和特殊性是任何自然对象所不可比拟的，“人”这个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画家的表达方式、表达内容的丰富性与特殊性。文学界常说“文学是人学”，其实造型艺术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人学”，真正有成就的画家包括山水风景花鸟动物画家，一定是对人有深刻体验的艺术家。

对于人物写生而言，形象的塑造是第一位的。形象与造型密切相关，但“形象”的涵意比“造型”的涵意大得多。造型主要是形式手段问题，形象则包括人物的气质、个性、心理、社会经历的表达等等。人物表现在头部、身体、衣着、动作中的东西，是比造型形式、笔墨形式更深层的东西。历来的写生作品，特别是院校里的课堂写生，往往不是把形象塑造摆在第一位，而是单纯追求“造型”的相似，或停留在它自身的技术层面和风格层面上。技术性与风格性教学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如果强调过分，只把人看作造型技术或风格的对象和载体，就很难培养出色的人物画家。忽视对象的深刻性和丰富性，人物画不可能产生力量。很多人物画家一旦掌握了某些熟练的画法，掌握了一种稳定的风格，就开始用这些画法与风格去套写生、套创作，这样的作品，永远不会有深度刻画。

中国画的笔墨传统，主要体现在历代山水、花鸟画中。为了掌握传统笔墨，山水、花鸟画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时间里，可以视临摹为第一位。但人物画不可以。一是中国人物画及其笔墨缺乏高度的发展，可直接继承的东西远不够用;二是人物画的笔墨，对于形象是从属性的。人物画的笔墨当然可以有一定独立性，但过分强调这种独立性会损坏形象的深入刻画。工笔、写意、写实、非写实的绘画，对造型与笔墨可以有不同的要求，但对形象的观察和刻画，形象本身的生动性、丰富性，都应该摆在第一位。如果抛开了形象的深度追求，作品必然流于浅薄的风格化。

写生要防止两种现象。一是把真人当石膏来画，这是苏联推行的契斯恰可夫素描教学的主要缺点。记得契斯恰可夫说，就是揉一团纸扔到地上，也必须把纸团的块面、调子画出来。素描可以面对一个纸团，但不可以像面对纸团那样面对一个人。如果像面对纸团那样只看到块面和色调，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就失去了画人的根本。固然，也需要警惕只强调主观印象和一味夸张的倾向。过分强调或忽视手法，也都会伤及对人的刻画。

当下人物画的主要问题是缺少深度刻画。所谓深度刻画，是指对人和人的生命环境、生存处境和内在精神作真实深入的揭示。当画家只强调个人风格、面貌，难免形象简单，思想肤浅——或只有熟练的技术，或没有真正的表情描写，或只求漂亮好看以迎合市场，或一味追求时尚的丑陋，或只见衣扮而不是人本身，或只画千人一面的古人而完全回避现实世界……诸如此类。

人是最有深度发掘可能性的对象，人物画家也是最有可能发掘到一定深度的画家。但深度发掘的前提是关心现实人生，或如鲁迅说的面对“血肉人生”。如果失却了这个前提，一切都是空话。人物画创作的能力，包括写生的能力，更包括观察、理解人和人生的能力，特别是思想力。一个对人和人生世界没有独特体验、理解，没有独立思想的人，不可能深刻地刻画人。

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大转变的时代，人与社会、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都发生着巨大变化，人性和人的主体性得到张扬，人性的扭曲也空前显现。自然灾难、环境与社会问题，给人们心理、思想、情感与生活造成各种各样的影响，这都是人物画家宝贵的创作资源。但如果没有独立而深刻的观察与思考，这些资源对画家就等于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