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这代人的视觉记忆中，有些美术作品过目不忘。就像即便不懂音乐的人，也会轻声低吟《让我们荡起双桨》、《爱我中华》、《外婆的澎湖湾》一样，哪怕从来没有摸过画笔，我们也记得方增先的《粒粒皆辛苦》、张凭的《忽报人间曾伏虎》、汤小铭的《永不休战》、徐匡和阿鸽的《主人》、程丛林的《1968年×月×日雪》、李秀实的《疾风》、罗中立的《父亲》、周韶华的《黄河魂》、陈宜明的《我们这一代》、贾又福的《太行丰碑》、沈尧尹的《地球的红飘带》……这些经典作品曾经给予我们泪流满面的感动。

不过，这都是十几年前甚至更早一些时候的美术作品了。这些年，美术界不断地呼唤精品，呼唤力作，为什么要呼唤?原因非常简单，因为没有精品，没有力作。

很多大大小小的画家从10多年前就基本上失去了以美术作品载入美术史的资格，软绵绵的作品和那些早已功成名就却又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的艺术家作品一起时不时地聚集在美术馆，聚集在各种各样的报刊杂志上。如今，看那些送来送去的画册已经无法让人警醒，激人奋进，看展览已经不是视觉的需求，而是感情或者更直截了当地说是交往的需要。很多时候，我们用几分钟的时间看完展览，然后在觥筹交错中交换着名片和眼神，在那些被称之为艺术品的作品面前窃窃私语。我们也看朋友送来的画册，因为我们更热衷于比较谁的画册做得更体面一些，设计得更精美一些。短短的十几年，视觉艺术应该传达的价值变异了，美术的评判标准不同了，一些以前是和即将是天才的艺术家们步调一致地堕落了。

有意思的是，中国当代美术创作的式微和中国艺术市场的兴起在时间节点上惊人的接近。所以，我们不得不考量艺术市场到底给生活在当下的艺术家们带来了什么。

1992年，深圳举办了中国内地最早的当代中国名家字画精品拍卖会;1993年，中国第一个艺术博览会在广州拉开帷幕，紧接着，国内各地风起云涌的艺术拍卖、博览会、艺术机构、画廊和职业艺术经纪人频频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1993年，嘉德公司拍出两件100万以上成交价的作品，震惊了当时的所有人，震惊的理由是：艺术品是这么的值钱!

在艺术作品还不能换成钱的时候，画家创作作品大抵是因为热爱、兴趣和追寻艺术本体的信仰，还多处在精神层面上。而当知道艺术品可以改变生活时，绝大部分的画家都坐不住了。在艺术市场的初期，买家买画的目的无非两种，一是增值保值，把艺术品收藏当作一种理财的投资品种，二是附庸风雅。买家选择作品的方式也不外两种，买自己喜欢的画或画家的典型作品。于是乎，在买方市场强大的作用力之下，一味地重复、克隆、敷衍直至机械生产、讨好买家的做法让创作者迷失了艺术创造的基本方向，也让许多画家在从事艺术创作中，对究竟是一种行业生产还是一种信仰追求丧失了判断。

不管我们承不承认这些年可圈可点的美术作品乏善可陈，单说艺术市场化来袭后，有些作品虽红极一时，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的速度越来越快。艺术作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入寻常百姓家的同时，也在为精神的苍白、形而上的滑稽、可笑和龌龊提供越来越多的案例。

买方市场对艺术家的智慧与勤劳的掠夺，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可怕的是，很多艺术家至今尚未觉醒。很多艺术家甚至发现自己原初的学术梦想居然改变了生活，连他们自己都会扪心自问，创作何为?艺术何用?很少有人能够逃脱金钱和物质的诱惑，这是宿命?宿命之下，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牛”一点的画家日子越来越好过了，他们过上富人的生活，他们不再谈论艺术，而是滔滔不绝于换车、建别墅。他们像绝大多数的有钱人一样，挥霍着钱财，挥霍着时间，至于学术理想，一边去吧。而“小”画家们在榜样力量的号召下，“明白”了学术理想的追逐不是唯一决定成功的因素，可能是曝光率，可能是人脉关系，可能是一个头衔。当他们也彻底明白一个平庸的艺术家如何成为文化英雄时，艺术所应该具备的创造、包容、前瞻以及社会担当就变得软弱无力和几近毫无意义。

钱有时候真是无坚不摧。当艺术品作为泛文化产品，失去它应有的光芒时，就必然媚俗和肤浅，所以，满大街的“牡丹王”、“鸡王”、“虎王”和“牛王”就不足为奇了。而一些颇有建树的画家为了博得买方的青睐，不惜剥夺接受者的思考权利，消解艺术的深度，注重审美惯性而忽视对灵魂的拷问和精神的提升。当然，他们也不可能给历史留下文化的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