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结束后，1977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文化部成立中国画创作组，华君武为组长，丁井文等为副组长。在此基础上，于1980年成立了以朱丹为组长，成员包括蔡若虹、黄胄、安靖、苏立功、叶浅予、李可染、吴作人在内的中国画研究院筹备组。1981年11月正式成立中国画研究院，院长李可染，副院长蔡若虹、叶浅予、黄胄。

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在中国画研究院成立大会上发言时说：“各省市自治区也要尽可能地建立中国画创作研究机构或者是综合的画院。”之后，各地陆续建立了画院，不仅省建立画院，一些省的地、市、县也建立了画院。1988年文化部艺术局召开第一次全国画院工作会议时，大家形容各地画院的建立如同“雨后春草”一般。

与20世纪50年代不同的是，80年代后成立的画院多为综合性画院，画院由最初的继承和发展民族传统绘画艺术的学术教育机构的定位，更多的是转向以画家为主体的美术创作单位。布局上形成了按照行政区划和级别设立画院的格局，各行业也纷纷成立画院。伴随着城市雕塑建设的兴盛，一些城市还成立了雕塑院。目前，各级各部门公办的画院有数百家之多。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艺术品市场的发展繁盛，画院画家享受了改革开放的成果，对于画院画家的创作水平和国家养画院的体制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解散画院的呼声未曾停息。从根本上讲，国办画院存在的问题是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与市场经济的要求不适应造成的。我们不能回避，也不能忽视社会上不良风气对艺术队伍与创作倾向的影响，还有画院自身的学科和理论建设等问题，包括公立画院的宗旨与存在价值、人才流动、竞争与收入分配等问题。

毋庸置疑，画院在新中国美术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五十多年来画院画家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是巨大的，画院出现了很多名家，他们的艺术创作代表了新中国绘画创作的主流。名家以及他们的创造是新中国美术史上的优秀篇章，它的历史意义不仅仅局限于画院，也会给当代的绘画创作带来很多思考。

过去，画院建设的重点主要是创作和教学，而在新的时代，画院必须开拓适应当代社会建院、管院的新思路，增强学术活力，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吸引社会人才资源，增强危机意识和竞争机制，提高画院在当代艺术发展中的学术地位与引导作用，增强画院的社会影响力，建立健全画院公益性服务功能。画院体制应从单一的、封闭的创作与教学功能转向多维的、开放的、公益性服务功能，从创作型走向创作与公益性兼顾型。

正如1986年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应运而生的深圳画院和深圳这个年轻的城市一起成长，自觉承担起发展美术事业和建设新兴城市的文化使命，积极开展创作、研究、展览、收藏和国内外美术交流，以养项目、养事业取代养人头的运作机制，形成了一种开放的、多元兼容的学术环境和一支能进能出、长期保持活力的学术队伍。并且明确画院的专业发展方向和学术定位，提出当代中国画革新的问题，从城市山水到都市水墨，利用深圳国际水墨双年展和深圳水墨论坛在城市文化建设格局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当前许多画院已经开始完善机构转变职能，加大改革力度，促进画院为社会提供高质量、高品位的艺术精品，为国家积累艺术财富，为大众提供精神食粮。画院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人才队伍的建设和创作的繁荣发展。画院建设也不能脱离国家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总的指导思想和原则，画院改革的目标在于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符合艺术发展规律的管理体制和研究、创作的运行机制。

在国家有关部门领导的关心支持下中国画研究院正式更名为中国国家画院，揭牌仪式于2006年12月14日举行。孙家正同志在致辞中说：美术界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中国国家画院的成立不仅仅是简单的名称的变更，希望中国国家画院以更加积极的心态，不断地开拓创新，成为全国美术创作研究的中心，美术教育培训的中心，中外美术交流的中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发展先进文化，努力弘扬民族文化，坚守职业道德，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为人民奉献更多更好的画卷，与全国美术工作者一道共同为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贡献。

在画院五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从画院的发展与兴盛来看，其发展轨迹也正是新中国文化建设与整个社会对民族文化认同的不断回归的过程，现在画院面临的是机遇也是巨大的挑战。借用董小明在《深圳画院20年记》中所言：“要认真继承新中国画院50年的优良传统，更要解放思想，认真探索新时期画院在国家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以体制创新、艺术实践创新的实践成果，来实现画院这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美术创作研究机构的价值和自我超越。”

安远远 文化部艺术司文学美术处处长

文章摘录自《成就与开拓》新中国美术60年学术研讨会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