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不过近60年是新中国诞生和发展的历史，它是一段崭新的历史，也是巨大变革的历史。从建立人民共和国开始就明确提出了建立新的人民文艺的主张，将文艺事业纳入国家事业的一部分，新的人民文艺指出各项文艺工作都是为人民的，是为人民所利用、所欣赏，又要通过反映人民生活，表现时代精神。“我们所要求的美术品，是标记中国民族智能最高点的标本。”(鲁迅《随感录四十三》)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上确立了对文艺队伍进行思想改造和对旧文艺进行改造的方针，在新社会刚刚建立的时候提出对旧思想和文艺进行改造，是大家普遍都能接受的措施，自觉地认识到建立新的世界观，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锻炼，参加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树立阶级观点进行思想改造是很必要的，同时提倡普及工作，重视劳动人民精神生活需要，大力抓年画、连环画、宣传画的创作，改造旧的出版市场，以新书换旧书，采用行政手段创新老百姓所喜欢的美术形式—年画和小人书，出现了从内容到形式的根本变化，也出现了一批代表性作品，例如《鸡毛信》、《东郭先生》、《童工》、《我要读书》、《铁道游击队》以及后来的《山乡巨变》，年画《保卫和平》、《党的好女儿赵桂兰》、《劳动模范游北海》、《民族大团结》，宣传画《我们热爱和平》等。

新中国建立，虽然处在万事起头难的时期，百废待兴，但是新中国是在延安革命政权的基础上建立的，延安十年已经创造了许多成绩和经验，就美术来说，进城以后首先举办的是延安作品展览，看过的人都会强烈地感受到耳目一新，当时徐悲鸿先生曾感慨地说：“我敢断言，新中国的艺术，必将以解放区为起点。”(徐悲鸿《介绍老解放区美术作品》)由于有延安创造的艺术经验作参照系，所以建国初期美术工作包括思想改造和普及美术工作创作，都深受新解放城市的美术工作者拥护并且自觉的接受延安积累的经验。

随着建设与发展，转眼已经到了1953年。1953年是我国实施五年经济建设计划的第一年。建国初期以政府行政手段抓的美术工作，还有美术教育的院系调整和逐渐走上正规化。院系调整的做法是将旧中国仅有的两所国立美术学校——北平艺专、杭州艺专，与延安鲁艺美术系部分师生合并，建立成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另外，在当时行政大区各新建一所美术学院。东北在沈阳建立鲁迅美术学院，以延安鲁艺为基础;西北在西安建立西安美术学院(始称西北艺专);西南在重庆建立四川美术学院(始称西南美专);中南在武汉建立中南美专，后迁到广州建立广州美术学院。加上华北的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和华东的杭州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一共5所。将培养中小学师资的任务，划归师范大学美术系，5所专业美术院校负责以培养美术创作和美术工作人才为主。而过去私立美术学校，例如著名的上海美专、苏州美专，则与山东老解放区一所艺术学校合并为华东艺术专科学校，校址在无锡，这就是后来南京艺术学院的前身。比较小型的有的合并了，有的不久就停办了。

这次院系调整为新中国美术教育打下了良好基础，为新中国培养的美术人才已经有成千上万，60年美术教育虽然经历各种风风雨雨，但还是为人民美术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伟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受到列强封锁，一开始的美术学院教学接受苏联美术学校的模式，中国开始派遣留学生到苏联，并延聘苏联专家到中国任教，用培养工作母机的做法，将各美术学院已有教师抽调到北京来举办由专家执教的油画训练班和雕塑训练班，由苏联专家马克西莫夫和克林杜霍夫主教，这些训练班的学员毕业之后回到自己所在学校成为教学骨干。中国的留学生虽然50年代初就已经派出，学成回国大多到50年代末，回国以后也都分配到各院校成为教师骨干。这段以苏联美术教育为参照系，对训练我国艺术人才掌握扎实的造型、色彩驾驭能力都十分有益，在我国美术教育史上起过重要作用。随着中苏关系破裂，我国美术教育只能依靠自己的专家，发挥了过去留学法国、日本等国家留学生的作用，教学也有一些新的改革和发展。

从1953年在美术界已经存在着一场尚未公开的矛盾和分歧，那就是有关中国传统绘画——中国画的传承和发展问题。从建国之初实行了改造旧文艺的政策，弘扬延安革命传统，客观上存在着对中国画和中国画家彻底否定的态度，基本上将其看做封建社会的产物，属于封建的意识形态。

1949年4月，北京解放不久，在京的80多位国画家创作200件作品，在中山公园举办了“新国画展览会”。江丰于5月25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国画改造第一步》认为：这次新国画展览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情，因为它标志着那供给有闲阶级玩赏的封建艺术——国画，已经开始变为为人民服务的一种艺术”。从此关于国画改造的话题开始不断出现在报刊上。1950年《人民美术》发表李可染《谈中国画的改造》和李桦的《改造中国画的基本问题》，1953年《文艺报》发表艾青《谈中国画》，1954年《美术》发表王逊《对目前国画创作的几点意见》，都代表了50年代初期对中国画改造的意见。这些意见显然和国画家的意见不一样。现在回过去看一下，建国初期有关中国画的分歧还不仅仅是观点上的不同，而是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直接伤害了国画家切身利益，美术学校停止了他们的教学，社会上取消了艺术市场，国画家过去生存的饭碗被打碎了，国画家的不满已经不仅仅是艺术观点而是生存空间受到影响，于是国画家以各种途径向党中央告状，对美术界领导人表现了极大的不满。中央领导根据群众意见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是大家并不理解，“文革”之后披露了许多情况，现在回头看才知道当时许多做法是事出有因的。毛泽东主席1952年就有过一个批示：“琴棋书画，无产阶级不占领，资产阶级必然占领。”1953年1月，文化部给齐白石祝寿，周恩来总理亲自出席，并授予齐白石“人民艺术家”称号。2月由文化部筹建中国绘画研究所，设在中央美术学院，并拨款修建了一座二层小楼。又由文化部通知，要求中央美术学院彩墨画系实习双轨制教学，一种传统式，一种学习素描，但得不到很好贯彻。1957年初，又由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建立北京中国画院，将在京中国画家聘入北京画院从事创作。这些做法和建国初期所强调的改造旧艺术已经有些区别，一般工作人员包括美术界领导并不理解，虽然通过写文章申诉自己的观点，但认识上的矛盾越来越加深了，终于酿成中央美术学院领导江丰和文化部领导的对立，一直对立到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在文化部大鸣大放中的五月会议，争论的问题还是围绕着中国画的创新，实际上已经被看做是“聚众闹事”，于是由中央直接点名在《人民日报》上批判江丰是美术界的纵火头目，将江丰打成右派分子，成为美术界反右运动一般人都想不到的事件。从此结束了对中国画改造的历史，转入对民族形式绘画的重新认识，这场辩论实际上是对“五四”以来新文化思想和传统派观点分歧的延续，但已经发展成政治问题，也就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政治压服了不同意见，但是并没有真正解决分歧。分歧依然存在，到了一定条件下，分歧又会重新暴露出来。建国初期虽然受到各种政治运动的影响，但是重视中国画的人物画还是首先提上了日程，出现姜燕、方增先、周昌谷、黄胄、杨之光等一大批人物画家，完成了从战争年代转型到和平建设时期的不同做法。油画训练班创作出一批油画作品。雕塑界集体完成了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创作。

1958年“反右”运动结束以后出现了“大跃进”，实际上头脑发热，浮夸风占据统治地位，画了不少为浮夸服务的壁画，以人人写诗、人人画画为口号，否定社会分工。美术教育实行教学离开课堂的开门办学，否定基本功训练的重要性。但很快出现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撤走专家，中国又一次全靠自己救自己的自力更生。经历了三年经济困难，党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文艺界出现了“文艺八条”、“文艺十条”，将文艺拉回到一个新的正常的轨道。

20世纪60年代开始，可以说是建国60年当中前30年美术成绩最辉煌的几年，特别是绘画，全国各地都推出了突出的成就。

一、中国画

自从20世纪50年代对民族虚无主义进行批判后，大家对传统绘画重视的程度和努力探索的热情都是空前的。当时以地域做出成绩的，首推江苏新金陵画派的形成，以傅抱石为首，钱松、宋文治、魏紫熙、亚明、张文俊都是突出的代表，他们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1960年9月15日出发，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23000里的旅行写生。他们边走边看，边写生边交流，新鲜的生活感受，让每位画家激动不已，不仅挥毫创作并且撰写文章，记述这段经历。傅抱石发表了《思想变了，笔墨就不得不变》，钱松发表了《壮游万里话丹青》，并于1961年5月2日到北京举行了“山河新貌”展览，轰动了京城，受到在京文艺界人士的很高赞誉。

在西安，赵望云、石鲁、何海霞、方济众、康师尧等画家，共同提出“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口号，1961年在北京举办美协西安分会国画研究室“国画习作展览”，轰动京城，舆论上授予“长安画派”的称号。

浙江杭州以潘天寿先生为首形成的“浙派”。1962年“潘天寿画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后受到好评。

广东“岭南派”在关山月、黎雄才的努力下出现新水平，人物画家杨之光推出许多表现时代精神的作品。

北京李可染、郭味蕖、吴作人、于非湣⑼跹┨巍⒒齐小⒗铛??约吧剿??液?搴狻⑽饩低　⑶刂傥模?宋锘?倚煅嗨铩⒘趿璨住⑷温视⒌龋?几髯源醋鞒鏊?堑拇?碜鳌£

上海贺天健、吴湖帆、程十发、唐云、应野平都有新作品问世。

东北王盛烈、王绪阳、孙恩同等，特别在人物画方面达到了领先水平。

武汉张肇铭、汤文选，四川黄一峰、陈子庄，贵州宋吟可，全都做出许多成绩，创作了很好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