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中国的美术史著作，在世界上出现最早，如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写于9世纪，比西方最早的传记体美术史—意大利瓦萨里的《意大利著名建筑家画家和雕塑家传记》早700年，但是把美术史作为一个国际性的现代学科，还是20世纪以来特别是新中国建成以后的事。60年来，随着民族的振兴、文化的发展、美术创作的兴盛、美术思潮的活跃、国际学术交流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的美术史研究与写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取得了丰富的成果。陈寅恪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观察60年来中国美术史学的发展，大体可以围绕时代提出的新问题、提供的新材料，以及适应新问题新材料的方法，分成前后两个时期。因面对的问题不同，前后两期的美术史的研究和写作，分别体现出不同的特点，取得了不同经验。

前一个时期，从1949年到1976年，可以称为继承“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判精神和大众方向的“推陈出新”时期。如何以马克思主义批判地继承史学和艺术学传统，进而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指导美术史研究和写作取得有益于新文化建设的新认识，是这一时期面对的主要问题。此时，在前半个世纪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和艺术学获得了绝对的话语权，经过前苏联阐释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美学、文艺学和美术史学，成为了中国同行学者学习效法的范例。老一代的美术史学者开始认真学习新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方法，力图借助前苏联的经验用于美术史教材的编写和相关的研究与写作。留苏归来的美术史学者开始在研究教学中发挥重要作用，有史以来的中国第一个美术史系在中央美术学院建成，着手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新一代人才的培养，使得20世纪以来画家而兼学者的美术史研究队伍开始向专业美术史队伍发展。

这一时期美术史学术的“推陈出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由于美术史被视为理论学科并直接服务于美术院校的教学，因而围绕院校教学需要编写中国美术通史和西方美术史教材，成为影响最大的主要撰述方式，编者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为指导，分期叙述美术的源流发展，体现唯物史观，阐发对中国美术发展内在逻辑的认识，更成为大势所趋。写作者普遍相信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可以揭示客观规律的科学，运用它进行阐发美术的发展，除去可以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史观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之外，还可以洞悉美术发展的客观法则，区分遗产的精粗，以利于当前的创作。尽管编者对马克思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并非都运用纯熟，也出现过混同马克思主义与庸俗社会学的现象，但整体而言，毕竟开辟了美术史研究和写作的新时代。

二是在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判与开拓精神，美术史学者在继续批判文人画和“南北宗”论的同时，使几千年被边缘化的民间美术、工匠艺术在美术史著作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在美术史专门史的研究上，与民间工匠关系密切的石窟艺术史、年画史和连环画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开展了积极的研究，推出了一些发轫性的著作。这与运用马克思主义两种文化的观念分析美术遗产并肯定以往忽视的民间艺术精华大有关系，同时也直接服务于彼时发展年画、连环画等美术创作的文艺政策。

三是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与写作，也开始深入到局部研究和资料研究方面。学者们根据现实的需要和个人的学养，通过个案、断代画史、画种专史、美术年表和美术史料学的著述，迈开了深入探讨的步伐。促成这一深入的要求，既来自美术创作的借鉴，也来自博物馆的征集、收藏、陈列与出版。在基本建设中陆续出土的考古新发现，文物考古工作的发展对美术史研究的带动，引发了对考古资料的重视和书画鉴定理论方法的探讨，从而推动了一些美术文物交叉学科的兴起，而美术考古学的创生和现代书画鉴定学的奠立，都为有效地从作品抽引结论的基础研究打下了前古所无的基础。

四是对外国美术史的翻译介绍，较集中于前苏联的成果，并从现实美术创作需要出发对西方美术的阐释。系统地翻译前苏联美术史家特别是阿尔巴托夫的著作、前苏联的俄苏美术史的成果，旨在引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的典范，而客观上传播了前苏联学者的观点方法与模式。对古希腊文艺复兴，18、19世画家流派的编著，则提供了了现代派以前的西方美术史知识。结合印象派的评价问题展开的翻译研究和讨论，尽管围绕着如何给印象派定性，可否“洋为中用”问题，但促进了学术争鸣，活跃了学术空气。

这一时期中国的美术史研究和写作，有宏观的，也有微观的;有阐释的，也有资料的;有考证的，也有鉴别的;有撰著的，也有翻译的和编译的，而且在每一个方面都取得了可观的进展。但就整体而言，重视理论性成为大的趋势，对理论的认识又不免与政策连在一起。研究工作的进展，当然离不开理论的指导，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强调“以论带史”。但正确理论指导应该是提供科学的方法论，在实际研究中引出创造性的具体结论，而绝不是先设定一种具体的结论，再附会以美术史实。但是，随着20世纪60年代中期政治对美术的冲击，这种先设定具体结论再寻找美术史实的现象出现了，“以论带史”终于蜕变成了“以论代史”，终至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成“儒法斗争美术史”的提倡，在那动乱的十年中，美术史学彻底失去了学术自身。

后一个时期，从1976年至今，是中国的美术史学术在改革开放中开拓进取的时期。这一时期开始于文化大革命的结束，经过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学术上的正本清源之后，整个国家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对内的改革，对外的开放，使美术史学术面对的问题，一方面是总结学术政治化的教训，回归艺术史本体，力避片面地简单地对待传统，开始迈开重新研究传统书画史学经验的步伐。另一方面是打破近乎封闭的状态，积极了解引进国外同行的理论方法与资料，摆脱单一的研究模式，使国内的美术史学术在国际化中确认自己的民族身份。至于新的材料，一者是无数璨灿辉煌的古代美术品破土而出、不少公私收藏前所未有地公诸于世。二是遗失海外的中国美术珍品和各国的美术名作与相关文献被获知。此一时期美术专业队伍的扩大和研究中心的形成，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的不断加强，美术创新与理论创新的需求，市场经济下收藏鉴赏的全民化，特别是举国弘扬民族传统与文化建设的诉求，综合大学对美术史人才的培养，都促成了美术史研究写作前所未有地繁荣昌盛和开拓进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