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文学艺术形态(包括诗、文、书、画、乐、舞、雕塑、建筑、园林)的“文脉”外，古代的儒、佛、道里，大至思想史、文化史中．同样体现了一种“文脉”的精神、智慧、思想的火花，而且与文学艺术密切关联。可见，中国的“文脉”源远流长，且是不断地发展、变化的。所以，这是一个伟大的宝库，有着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丰富资源。“文脉”为当代艺术的建构、成长和壮大，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背景和可利用资源，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坚强后盾。
对于中国“文脉”，许多近现代学者如王国维、宗白华、钱钟书、徐复观、李泽厚等都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开掘、归纳、概括和阐发。但是，这项工程远没有做完、做彻底，甚至可以说是永无止境的，还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学人和艺术家去继往开来。对于后人来说，“文脉”几乎就是与生俱来的,当然更少不了后天的习得和磨练。做回本土的当代艺术，首要一条就是传承和发扬传统“文脉”，让她在新时代的时空里获得再生(新的生命力)和复兴(重立于世界艺术之林)。
究竟该如何去做呢?从大方向上讲，可以提炼为六个字：扎根、利用、转换。扎根是前提(或日根本)；利用是必须(或日途径)；转换才是关键之所在。
让我们结合实例来体验这六个字。
在我所策划和主持的“中国版本——超写意新艺术邀请展”(深圳雕塑院，2003．10)、“中国版本——沪、宁、杭超写意艺术现象展”(上海东大名仓库，2004 2)、”中国版本——2005北京邀请展”上，就涌现出了一批比较典型的个案：仇德树、周春芽、叶永青、张浩、鹿林、李向明、蔡小华、丁子、吴翦、周长江、孙良、陈心懋、施慧、顾黎明、莫雄、葛震、尚扬、洪凌、张方白、李飞雪、白明等(大致按参展之先后顺序排列．有的艺术家重复参展，不再一一注明)。
仇德树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一个个案。我在《仇德树艺术论纲》一文中，曾将仇德树的思路和方法概括为五个字：承、破、变、改、补。承，主要就是继承传统“文脉”，包括了“天人合一”、“气韵生动”、“虚实相生”、“天趣自然”等，所以，他的艺术在骨子里仍然流露出中国传统艺术的底蕴：破，就是继续“革中锋用笔的命”(刘国松语)，突破“笔墨是中国画生命的对的底线”(张仃语)和“诗、书、画、印合璧”的传统；变，就是利用并改变宣纸的被动性和辅助地位，使它的白晰、细腻、柔韧、半透明、渗水性等特质成为表达哲理意义的主角。与此同时．还必须加上一套“独门绝招”，如撕纸、打磨、托、拓、裱等．既有类似笔法的地方，又有类似皴、染的效果，千变万化，奥妙无穷，改，主要就是图式上的转换，而且是一种双重性的转换，既转换了传统的山水画、花鸟画、人物画图式，也转换了西方的构成主义、抽象主义、立体主义等，所以他的图式既让人感到有点似曾相识，同时又让人感到有点陌生、有点刺激、有点新鲜；补．主要指色彩，中国画尤其是文人画，讲究“水墨为上”，不尚色艳。仇德树反其道而行之，大胆地用上了丙烯等重彩，加上独特的赋色方法，使色彩在他的画上极具表现力，既有象征的喻义，又有表现的功能；既亮丽、亢奋，又含蓄、内敛。仇德树艺术的基本符号是“裂变”，这个符号不仅印证了仇德树自己所赋予的哲理内涵，而且还印证了“内似散而实聚，外似聚而实散”，“动则生静，静则生动”，“生生不息，以致无穷”的传统智慧和理念。对仇德树来说，继承传统“文脉”是为了超越它，超越它反过来又成了最好的继承。
张浩是另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个案。他从当时的浙江美院毕业后，一直从事现代水墨画的实验性创作，画过《太行行动》、《重温旧梦》、《祈祷者》、《经历》等作品，受过西方抽象主义、表现主义、抽象表现主义的影响，还做过观念性的综合材料实验。与此同时，他开始解构传统笔墨，从中抽离出符号性很强的短线(截取钉头和鼠尾，保留其中段)，并将“短线布阵”推向了一个极致，一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1996年以后，他开始反省自己所实践的现代水墨画，开始意识到这样去做，至多是一个折中方案，并且走不出西方现代艺术的阴影。于是，他开始调整自己的方向：对传统水墨发展来的各种元素用新的眼光、新的观点重新认识，重视技术(笔墨技巧等——引者注)并加以发展，以开创水墨的新视觉世界为突破口从而创建新的精神世界(《张浩自述》)。后来，他又去了法国，认真地考察了现当代艺术成果和状态。这次考察活动使他更加明确和坚定了自己的创作方向。于是，他一改过去的现代水墨画的思路，而转入超写意水墨艺术的实践．即开始了他建构“中国版本艺术”的新兴工程。近年来的作品，如《我的故乡》(2004年)，《欧洲之旅》(2003年)等系列、横、竖、长、短，凭感觉自然组合的大笔墨符号极其单纯，又极其深刻，在水墨画领域做到了独一无二。他的近作不但是文脉更加清晰，而且比较彻底地摆脱了西方现当代艺术的影响。当我在前年看到张浩的这批近作时，不仅是感到了兴奋、激动，而且在一瞬间便充满了对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份自信心，更看到了一种希望。
以上两个个案可以说是互补的：一个是要改变中国画的传统，突入一个崭新的领域；另一个是要继续留在传统的领域，寻找新的发展方向。突围与入围，虽是殊途，但在总体目标上却达到了同归。
这两个个案还有一项宝贵的美术史意义在于，他们终于走出了现代水墨画总是在西方的抽象艺术或表现主义艺术或抽象表现主义里绕来绕去的怪圈，并开始结束这一段历史。
在油画领域，同样有不少个案值得一提，如尚扬、周春芽、洪凌、张方白、莫雄、葛震、吴翦、张小涛等，其中的有些个案已编入由我主持的第24辑《美术文献：超写意油画专辑》(湖北美术出版社，2001年出版)。另外．拙文《中国油画与中国版本》(刊《宝藏》试刊号，2004年出版)也曾做过一些分析，限于篇幅，此处不赘。
除了在我所策划和主持的展览上的艺术家，海内外还有不少艺术家都在致力于“文脉”的传承和发扬，且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如谷文达、徐冰、黄永冰、蔡国强、陈箴、张恒、傅中望、展望、李秀勤、施慧、杨诘苍、杨述、李孝萱、胡又笨、李华生、晁海、张立柱、黄一瀚、刘庆和、毛熠、洪磊、邱志杰、高迎进、杨福东、廖海瑛等。以上艺术家涉及了架上绘画、雕塑、装置、影像、行为艺术等多个不同的领域。由此可见，在相当一部分的当代艺术家的眼里，“文脉”已是一个共识。正是他们，为我们的当代艺术在海内外赢得了荣誉和好评。同时有很大遗憾的是，“文脉”问题远不是所有当代艺术家的共识。所以，仍有一项推进共识的工作需要我们去做，这也是拙文的写作动机和旨归。
“文脉”兴，则当代艺术兴。希望当代艺术家都来重视和关注这个问题，把当代艺术的根牢牢地、深深地扎入本土肥沃而深厚的土壤里，促使它在其中发芽、成长、壮大，从而昂然地自立于世界艺术之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