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9月19日，第三届宋庄·中国批评家年会在宋庄的万盛园艺术区内举行。与往届批评家年会不同的是这次的批评家年会开始注重与大陆以外区域的合作与交流，会议的特邀嘉宾中不但有很多我们异常熟悉的面孔，同时还有来自英国的AICA国际艺术批评家协会名誉主席Henry MEYRIC HUGHES、台湾东海大学创意与艺术学院院长倪再沁和台湾静宜大学资传系助理教授李思贤，他们都为这次批评家年会的讨论议题带来了不同的观看方式。

本届批评家年会的主题是“艺术批评的现有方法以及批评家的伦理与规范”，会议集中讨论了目前艺术方法论中新的研究方向以及其中出现的问题。高宣扬和沈语冰教授分别针对西方现代理论中福柯、格林伯格、施坦伯格等人的观点，在梳理出西方现代理论贡献的基础之上反思中国当代艺术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并建议批评家多参照西方艺术理论中现代主义的方法论，为观众提供出多维度的、深入细致的艺术史解读方法与思考方式，并且建议现在的艺术史学家在对艺术史的阐释方面不能一直仅停留在简单的艺术通史写作阶段，而应该力图呈现出那些在艺术史中极具有研究价值和影响的细节。那么，正如艺术作品本身所表现出来的争议性一样，艺术史细节的客观呈现又势必会暴露出某一阶段意识形态上的冲突与对立，台湾东海大学创意与艺术学院院长倪再沁便列举了战后台湾60年代和90年代美术的二次论战状况，他认为台湾现在的美术批评——对政治的边缘化和弱化使艺术评论家们渐渐丧失了自己的“文化立场”。而且自90年代以来，在商业文化的大肆冲击下艺术批评中的“以和为贵”思想日益盛行，其结果就是使现有的艺术批评缺少其本应具有的批判与回应。无疑，这种一味的“学术化”、“知识化”倾向势必会使艺术评论自身的价值严重受损，正像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所反复强调的那样——知识分子应该坚持批判的立场而拒绝与任何机构“合谋”。另一位台湾静宜大学资传系助理教授李思贤则剖析了台湾的艺评家为什么会沦丧的原因，在他看来这种“沦丧”并不是金钱的诱惑与腐蚀，而是一种由于政治意识形态潜移默化的诱导，而体现在艺术评论上的也多半是哲学和美学的解决，这种“文化的漂移状态”从而导致了“台湾艺评最大的问题或许不在艺评本身，关键在于批评家惯于在艺评领域里批评艺评，那是永远见不到艺评的角色和盲点。缺乏批评意识、没有文化立场，对文化本身的贡献便极为有限。”从而“台湾整体艺术环境对批评家的轻视。”

和台湾艺术评论现状略有不同的是，大陆的艺术批评由于上世纪90年代以后商业文化的全面侵入，再加上很多曾经活跃过的艺术家在80年代末、90年初大量出国，从而促使了90年代以后的中国当代艺术创作夹杂了更多错综复杂的多样化格局以及利益纠葛。最终与80年代的理想主义精神发生了彻底的背离。而艺术批评也在还远未形成自己完整理论体系的状况之下便接受着商业与政治的双重考验。这样的情景之下，年轻一代批评家的登场更是显得困难重重。本次的批评家年会中关于青年批评家价值体现以及独立性的问题便引起了在场嘉宾的关注与争论，青年批评家刘礼宾在会上从伦理的角度阐释了他的看法，他认为现在青年批评家在价值体现方面所存在的问题究其原因正是由于其“立基点”的迷失所以才导致了一些批评家不能恪守其职责做到完全的公开与公正，造成某些批评家经不住利益的诱惑策划了一些学术水平存在质疑或质量较低的展览。而另一位批评家何桂彦则提出，这样的现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由于老一代批评家所遗留下来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本质上看就是一个历史的问题并导致中国的批评一直没有形成自己的规范。如果把中国当代艺术中现有艺术批评分为“理论派”和“实践派”的话，栗宪庭无疑是后者。参与过改革开放后近30年来各种当代艺术流派的变迁，老栗无疑是对于当代艺术批评最有发言权的人之一，但是不管是面对媒体还是老栗自己策划的艺术活动他都很少提及关于艺术作品和艺术圈内部的种种看法，而是更倾向于去做些实际的事情，这些事情大到是和北京市领导谈判、提意见小到是去某个宋庄很不知名的画家那里去解决芝麻大的纠纷。而他的做法本身不仅仅是一种艺术上的实验更是丰富了艺术批评家自己理论建构的参与形式，使其批评方法实现真正的多元化并具有可行性。

关于“艺术批评的现有方法以及批评家的伦理与规范”，不管是“他山之石”还是本土化的实验，“攻玉”才是事实的根本与解决的方案，如何理清中国当代艺术的真实现状并且不带任何偏见的用行动去改变中国当代艺术在全球化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才是最可行的。青年批评家在这个演进的过程中不应该仅仅作为一个“专家”而存在，而是要介入到社会当中，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会后笔者采访了本届批评家年会的轮值主席殷双喜教授，在问到青年批评家与中、老年批评家错综复杂的关系时，他说道不同的时代会面对不同的问题，并不能把这种关系简单化。在小组讨论后与会嘉宾也一直认为青年批评家应该在风头猛进的同时保持一种警醒的态度，时刻内省，正像苏珊·桑塔格在《反对阐释》的再版中对自己在60年代所发表过的言论所做的的重新审视一样，谁也不能保证自己在某一阶段的言说具有不可撼动的准确性，而苏珊·桑塔格如果没有这样的胸怀与自我肯定的力量也就不会产生在80年代写出不同凡响的著作《疾病的隐喻》，她的一生都在寻找我们司空见惯又习于疏忽的细节，从而去揭露掩埋在政治寓意以及种种表象之下的真实。毋庸置疑，我们可以借鉴的地方的确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