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与陈述——关于1949年之后的中国艺术和艺术史》是一本有益的书，里面收录有洪磊在中国美院的讲座《观念摄影中的人和事》。我注意到洪磊在讲座中两次对刘铮的作品表示怀疑：1、刘铮拍了很多欧洲人，化装成从废墟里面出来的受伤的场面，题目叫《幸存者》。据说那批东西一下就给卖了，而且是美国人买的，因为美国人一看就好像是“9·11”的幸存者。洪磊觉得这样的东西对一个中国的艺术家来讲，是讨好美国人？还是什么？态度不够明确。[1] 2、刘铮作品中被审问的共产党员的表情，包括国民党女特务的做派，是站在共产党的角度，还是讽刺共产党？洪磊认为看刘铮的东西，你不清楚他是一个什么立场，很不明确。[2]

艺术家对其他艺术家作品的怀疑，经常被看作是同行相轻。但更可能的情况是艺术家之间知识水准的差距或者是价值取向的分歧。当然，艺术家在理解其他艺术家作品的时候，天生的惰性也可能会发作。但从洪磊的讲座可以看出，洪磊比较强调观念的连贯性，他认为刘铮的这两个系列与之前的作品没有太大的联系。洪磊的批评很好地说明了观念是具有系统性的，它是一系列有内在线索的观点聚合，甚至是一种思想习惯，涉及到的根本问题则是艺术家批判立场的确立。

我与刘铮没有直接的交往，也不清楚刘铮的基本政治倾向，但从他的画册里——主要是作品的注释说明中，似乎能够看出端倪。刘铮那张共产党员被审问的作品叫《美人计》，刘铮在作品的注释中说“酷刑和美色是国民党对被捕共产党地下人员常用的诱供手段”。另一张《过河的士兵》注释同样说道：“八路军作为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用小米加步枪的简陋装备和装备精良的日军展开游击战，在抗日战争的华北战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刘铮的语言叙述与主流的语言叙述相差无几，很难看出其中有什么讽刺意味。

立场的暧昧，是艺术家试图在作品中制造多义的策略，因为作品的意义单一，可能会导致作品迅速过时或者失效。多义则可使作品更为持久——功利型艺术家见风使舵，根据时局任意解释自己的作品。实际上，好的观念摄影更强调当时人事的针对性，这比留下所谓的永恒价值更真实可靠。

当然，观念的暧昧在更多的情况下是迫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压力。摄影的观念在社会的诸多限制之下表现得不够明确，是可以理解的。我想参考清末民初时期的摄影，来说明摄影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当时出现了一种富有戏剧性的“化装像”，摄影师按照一定的意图，让被摄对象穿上各种服装，扮演不同身份的角色，其中“红灯女子”化装像具有明确的反帝反清的倾向。[3] 可见，观念的明确与否，可以反映出当时社会意识形态控制的松紧。但一般来说，作品为什么要暧昧，是较难判断的，是迂回？还是逃避？但不管是怎样，都显示出摄影不同程度的软骨病。

也有一些更为中性、所谓“政治上正确”的题材，没有太大的风险，比如贫富差距、性别歧视、城市拆迁、食品安全、生态环境等等。观念摄影已经涉及到几乎所有这些社会主题，但这并不是说，这些主题已经被庸俗化了，它仍然有供摄影讨论的空间，2009年3、4月间在798映艺术中心举办的《公共图像——杨中桢摄影与橱窗40年作品展》就是一例，我看重其中的一张《第1436期》，主题为打击非法煤矿。梁越的《放心366天》也将食品安全的主题拓展到更宽更深的怀疑论层面。

最近我注意到的观念摄影展，还有2009年4、5月间在何香凝美术馆举办的《蛰居的半径——迟鹏作品展(2003-2008)》，照片的观念并不暧昧，比较明确，但并不是具有明确的观念就是好的观念摄影，关键是看其观念是否得当。迟鹏有不少作品，如《对不起，我并不爱你》表现出来的，是对西方文明的拒绝，甚至是亵渎和侮辱，这样的观念是应当商榷的，它虽然反映出中国年轻艺术家对中国当代经济文化高速发展的自信，但很显然也是由于对中国社会的观察不够透彻，过度迷恋传统，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深入研究。

这让我想起阅读《中国近代摄影艺术美学文选》时曾有的一种强烈的印象：对中国近代摄影的认识，同时代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仍然只有鲁迅是最深刻的。在1924年底写的《论照相之类》一文中，鲁迅谈到当时摄影界流行的“二我图”和“求己图”，较为通行的是先将自己照下两张，服饰态度各不同，然后合照为一张，两个自己即或如宾主，或如主仆，名曰“二我图”；但设若一个自己傲然地坐着，一个自己卑劣可怜地，向了坐着的那一个自己跪着的时候，名色便又两样了：“求己图”。鲁迅进一步阐释说：凡是人主，也容易变成奴隶，因为他一面既承认可做主人，一面就当然承认可做奴隶，所以威力一坠，就死心塌地，俯首帖耳于新主人之前了。[4] 鲁迅真正想攻击的是当时的国民性和政治时局，无论是专制，是共和，还是其它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现在看鲁迅当时的攻击对象，显然具有时代性，但这又恰好说明了观念是流变的，它的内涵是在不同的时代讨论当时最紧要的课题。85新潮美术时期曾有“观念更新”的口号，当时的观念主要是指现当代艺术的基本理论、艺术创作的方法等，比如从苏联方法或是现实主义方法更新为对西方现当代艺术的借鉴。而当前中国的观念摄影，面临最紧要的课题，应当是不断地质疑和批判主流话语与官方意识形态，揭示事情的真相。

易英先生1994年发表《力求明确的意义》，认为意义的模糊把作品本来具有的精神价值变成了与社会无关的游戏。今天，观念的暧昧则把摄影本来具有的骨气和尊严变成了逃避批判的挡箭牌。

注释

[1] 吕澎 孔令伟主编《回忆与陈述——关于1949年之后的中国艺术和艺术史》，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3月版，页276

[2] 《回忆与陈述——关于1949年之后的中国艺术和艺术史》，页283

[3] 马云增 陈申 胡志川 钱章表 彭永祥编著《中国摄影史1840-1937》，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1987年8月版，页99-100

[4] 龙憙祖编著《中国近代摄影艺术美学文选》，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2月版，页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