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布里洛盒子

丹托是当今的艺术界、哲学界、美学界普遍关注和研究的对象，他的基本著作也有中文译本出版，逐渐成为国内学界、艺术批评界谈论的话题。但丹托仍然是一个学术上的特例，其理论框架和艺术哲学充满了争议，他的论述涉及领域非常广阔，其思想既富有启示，也充满疑惑和矛盾。甚至可以说，在近二三十年能够引起如此持久而广泛讨论的艺术哲学家，尚没有人超过丹托[ 今年来中央美术学院讲学的美国哲学家、艺术史家David Carrier甚至说丹托已经取代格林伯格，成为美国当下最重要的艺术批评家。]。

历史框架与艺术转型

丹托的核心思想强调艺术历史进入到20世纪60年代发生了质的转变，“艺术界本身已丧失了历史方向”[ 丹托，《艺术的终结》，欧阳英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8页。]，它的历史逻辑和脉络已经在艺术历史的长河中完成。丹托的这种叙述是建立在一种思辨的历史哲学思想基础上，并不是短时段的经验判断，而是来自历史哲学的宏观视野，关于艺术的认识“并非来自历史知识，而是来自哲学信念”[ 同上，第4页。]。至于它的叙述与阐释是否合理、依据是否充分，则是学者讨论的话题[ Carrier, David, “Danto as Systematic Philosopher or comme on lit Danto en francais”, in Danto and His Critic, ed. By Mark Rollins, Blackwell, 1993, p.25.]。但它的理论意义还是巨大的，富有启发意义[ Carroll, Noel, “Essence, Expression, and History: Arthur Danto’s Philosophy of Art”, in Danto and His Critic, ed. By Mark Rollins, Blackwell, 1993, p.79.]。或者说，这也是我们从事艺术史研究与写作的基础源自何处的问题。

艺术史如果是作为历史学科的一个特殊分支，而其研究的对象又是特殊的人工物品，那么就有必要关注和研究其历史的写作方法论。[ Carrier, David，History and Theory Vol. 37, No.4, Theme Issue 37, Danto and His Critics: Art History, Historiography and After the End of Art, p.3.]对理论的关注日渐成为今天的艺术史家的关注点。而丹托作为历史哲学家，从研究艺术哲学及其历史时的一开始就对艺术史模式进行了反思，虽然这种反思的结果随着他介入艺术批评实践的增多而有所调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是不断以思辨的方式进行艺术批评与历史写作的。1964年，他写作了“艺术界”一文，试图回应艺术的变化;1984年，出版《普通物品的转化》一书来详细阐释他的当代艺术哲学;1986年出版《哲学对艺术的剥夺》(中文版改为《艺术的终结》)一书从几个角度就艺术发展的现状如何用理论来阐释;1995年在美国国家美术馆梅隆举办了一系列讲演，后辑集成书，这就是著名的《艺术的终结之后》。在某种程度上，这本书是对贡布里希在1956年的梅隆讲座《艺术与错觉》的一种批评回应。贡布里希确立的“制作与匹配”模式是以再现模仿为基础，从艺术史开始、中经文艺复兴到现代主义前为止，似乎可以胜任阐释西方艺术史是不断“征服视觉现象”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是对于现代主义艺术，贡布里希就提及甚少，语焉不详。因为他的理论模式不能解释众多的现代艺术现象，相反倒可以很好地说明之前的艺术历史。所以，丹托面对20世纪现代主义进入到后历史时期的艺术现状进行了理论思考和阐释，力图确立另外的艺术史模式来容纳涵盖这些艺术的新发展。这就是他确立的“自我意识的模式”。

在某种意义上，丹托从哲学层面来讲述艺术史的模式，并将之确立为是一种追求自我意识的过程，是不断以艺术自身为观照对象，最终实现了与对象的同一。[ Danto, The Philosophical Disenfranchisement of Art, p113.]这种艺术史较其他两种“再现的模式”与“表现的模式”可以总括地阐释历史发展中的各种艺术和各种表现形式，直至当今的观念艺术。在这个框架下，艺术成为独立的对象，最后实现了一切的自我意识，而对于具体形态的艺术则释放了其原有的束缚，进入到后历史时期的多元主义自由创作时代。[ 同上 p115.]

对这一时期以来的艺术，需要以一种新的艺术哲学来认识、阐释它们。事实上，这是艺术转型后艺术超越了非视觉形式的问题，也就是艺术进入到哲学观念层面的问题。由此，产生了艺术与语言的文本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