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13日，一个隶属官方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中国当代艺术院”在北京正式挂牌成立。该院第一任院长是曾经画出饱经风霜但遭到意识形态非议的《父亲》的画家罗中立。在仪式上，人们知道了第一批成员的名单：罗中立，徐冰，许江，周春芽，隋建国，韦尔申，蔡国强，王广义，汪建伟，张晓刚，叶永青，王功新，林天苗，岳敏君，展望，方力钧，刘小东，曾梵志，冯梦波，宋冬，邱志杰。被事先安排前来参加成立典礼仪式并表达祝贺的人大多数是党和国家部门（中宣部、文化部、中国文联、美术家协会）的官员。全国美术家协会的主席也到场表示了祝贺。

复杂的解读开始了。

在新闻报道里，人们似乎将这个事件理解为官方开始主动介入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理解为国家资源与那些“野生的”（方力钧）的当代艺术第一次有了结合，中国当代艺术也许将以主流方式受到推动，并建立起公开、持续和永久的交流平台。总之，中国当代艺术院的成立被理解为一个曾经处于被指责、有时是地下的当代艺术得以合法的程序。尽管名单中不乏权力因素导致的结果，但是，像张晓刚、王广义、方力钧、岳敏君这样的艺术家成为其中的成员似乎也足以说明官方在意识形态标准上给予了明显的让步。参加了去年12月召开的全国美术家协会代表大会的人应该有记忆：“工作报告”指责了政治波普和玩世现实主义对中国形象的歪曲，然而不到一年的时间，那些歪曲中国形象的艺术家已经成为官方艺术机构的重要成员。

到场参加祝贺的画家陈丹青巧妙地提醒了那些昨天的“流寇”：在他刚刚离开体制的时候，这些著名的艺术家开始进入体制。他对那些“特立独行”、“不按常理出牌”的艺术家给予了多少有些预言式的劝告：“不管怎么样，都不要把自己的锐气灭掉，不要让自己慢慢变蔫了……”

另外的解读再次习惯性地引用了中国人熟悉的历史故事。宋代，梁山泊的首领宋江最终带领了他的那些兄弟们接受了朝廷的招安。今天，这些从80年代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官方体制之外的在野的、边缘的艺术家，当他们在国际上取得了普遍的影响并成为艺术界的“明星”时，国家开始召唤他们，希望他们为建立国家形象出力，而他们的确接受了国家的召唤，按照那些批评者的说法，他们被“招安”了。罗中立的发言中说：

中国当代艺术院将担任起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使命，在追求当代艺术作品成就的同时，以中国当代艺术的整体研究及推广为目标，引领中国当代艺术向完备、有机、健康、多元发展。为推进当代艺术的国际交流，弘扬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艺术做出新的贡献。

没有人能够因为这些信誓旦旦的言辞而彻底认为从1979年以来以“先锋”、“前卫”、“现代”和“当代”的名头的艺术取得了合法化的地位。尽管从那时起，党已经将工作的重心放在了发展经济上，但是，党没有任何文件说明：旧有的意识形态完全失效，毛**的文艺思想完全失效。没有任何法律文件表明艺术的自由具有彻底的合法性。罗中立在程序化的谢辞后面非常明确地表示：“中国当代艺术院的学术基点定位于以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为根本，立足于当代，秉承多元化的当代艺术的价值尺度，构建能体现时代创新精神和当代文化维度的价值评判体系。”完全看得出来，这些措辞与美术家协会工作报告的语句没有什么大的差异。因此，人们很难说清楚那些开始接受官方管制的艺术家——尽管他们完全不需要国家的津贴——会有什么样的未来？尽管那些艺术家在接受采访时强调了坚持独立精神的重要性，但是，更多的年轻艺术家和批评家对这些艺术家的动机甚至艺术又一次提出了明显的质疑。

官方没有说出为什么可以将这些“江湖好汉”——中国人的习惯用词——纳入其中，美术家协会的官员也没有并且不可能对他们坚持的文艺思想与标准给予检讨与修正。没有谁说出“我错了”。可是，由于建设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的国家形象任务的提出，由于那些在市场里拥有“天价”记录的艺术家强大的影响力与号召力，由于三十年来市场经济在事实上严重地瓦解了旧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由于旧的官方艺术机构实在难以胜任对这个国家文化建设的推动，才有了这样一个各方拥有各自的立场却心照不宣地握手与言和——一个属于对姓“资”姓“社”不争论性质的意识形态问题的悬置，然而，那些强调批判精神的艺术家和批评家认为：这样的握手与言和没有什么实质上的意义。

文化部副部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在典礼仪式上这样说到：

当代中国风格流派的艺术探索都在艺术的当代性探索中以赫然的艺术成就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中国当代艺术作为一个与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潮美术相连的流派或风格概念，他逐渐集合起的一批艺术家，也作为当代中国在当代性探索中的一个劲旅，在当下的艺术创作中占有她的地位。中国当代艺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占有不可忽视的位置。

作为共产党在文化部门的领导人之一，王文章的讲话不属于个人的，他的讲话意味着更高权力的默许与肯定。

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是：我们必须将社会变革看成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从局部到整体的过程。那种希望在一夜之间就获得彻底胜利的理想主义愿望既不现实，也会产生巨大的副作用。中国当代艺术院的成立具有积极和可行性的意义：国家资源从此开始有了部分合理的分配；新的价值观开始有了部分合法的地位；一个官方的平台让中国当代艺术更加为人们所知；一种新的力量因受到保护——无论保护者是谁也无论他的目的是什么——而有了进一步成长的可能。

有人怀疑曾经具有批判性或者不同立场的艺术家因成为中国当代艺术院的成员而失去其独立的立场，这样的怀疑缺乏依据，怀疑者将他人长期形成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理解为仅仅是一个官方的名誉就可以给予改变，这样的想当然忽视了精神本身具有的惯性与抗性。

“招安”的本质是价值观意义上的投降，而我们又怎样能够证实那些“研究员”在价值观与世界观层面上的投降呢？改革三十年，究竟是什么价值观被人们所废弃，什么世界观被人们所肯定？难道我们没有基本的常识判断吗？

改革需要智慧，只有智慧才能够产生方法；批判需要行动，因为只有行动才可以实现目标；理想主义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方法的错误和缺乏符合现实的行动。

“当代艺术”已经成为一个合法化的词汇，可是，不同的人因为不同的目的而会对它有不同的解释。然而，为什么不可以利用这样的合法机会在“当代艺术”这面旗子上染上我们所坚持的价值观色彩呢？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条件安静地坐在会议室里有条理地书写和发布新的价值观宣言呢？我曾经说过：只有行动而不是思想才可以接近思想的目标。中国当代艺术院的成立就是这样的行动。

那些作为研究员的当代艺术家将会老去，但他们对历史的贡献不可质疑。中国当代艺术院的成立即便是一个象征性的词汇，即便她的成员参差不齐，也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有历史经验和历史观的人清楚，这样的象征是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努力获得的，她不属于官方，更不属于某个人或者某个利益集团，她属于那些为当代艺术做出贡献的所有人。渐渐地我们会看到，中国当代艺术院的成立表明了中国当代艺术正走向一个新的开端：那就是让国家形象与当代艺术的形象混为一体。直至那些腐朽的意识形态彻底退出我们这个时代。

2009年11月25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