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至1957年，可称为“跨49年”。一般人们习惯以1949年来划分文化史或艺术史，但我更愿意以“跨49年”来看待历史。这是中国现代艺术史上最成熟的时期。

新中国建国60周年，一连串建国前后的现代艺术展登场。近一个月，在京沪杭奔走，连续看了多场回顾展：浙江美术馆的“黄宾虹回顾展”、北京画院美术馆的“地之子——庞薰琹画展”、上海美术馆的“咱们工人有力量——建国60周年特展”，之前还买到一本去年关山月美术馆出版的《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建设主题的中国画》。这些展览有一个共同点，即大部分画家和作品属于“跨49年”。

1945年至1957年，可称为“跨49年”。一般人们习惯以1949年来划分文化史或艺术史，但我更愿意以“跨49年”来看待历史。这段时间实际上是中国现代艺术史上最成熟的时期：黄宾虹经过30年的临摹，顺着中国山水画的文人传统脉络逼近了绘画现代性开启的大门;庞薰琹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放弃了对欧洲立体主义的模仿，转向江南村民、苗族彝族少数民族的主题，使中国的人物画线条和色调传统完成了现代转换，并在中国图案传统的基础上，建立现代的装饰形式;丰子恺在中国笔法的前提下，将禅宗用于现代生活的观照，成功开辟了中国哲学和美学向现代生活延伸的通道。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是一个大师辈出的年代，黄宾虹、丰子恺、庞薰琹在40年代后期50年代前期，基本上完成了中国艺术传统的现代性转换。这个时期还拥有一大批画家，中国画如吴湖帆、陆俨少、陈少梅、傅抱石，油画如吴作人、颜文樑、吕斯百，前者在中国画的传承、后者在油画的掌握上都达到了高水准。40年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画家，如徐悲鸿、孙多慈(林风眠的学生)、王均初、倪贻德、唐一禾、冯法祀等，油画语言和社会主题也逐渐走向成熟的本土化阶段。

40年代主要完成的是在中国传统基础上语言的现代转型及对欧洲油画的掌握。50年代则注重“新中国”主题，尤其值得重新评价的是五六十年代表现建设主题的“新中国画”。傅抱石、李可染、关山月、石鲁、宋文治、钱松嵒、陆俨少等人，为传统山水画赋予了人民性、革命性和建设主题：增加了革命圣地，如井冈山、韶山、遵义;增加了工地建设和景观，如水库、公路、高压线、春耕农田，将隐逸的高士和畅游的士大夫置换成人民形象。吴湖帆则将原子弹爆炸的蘑菇云表现为一种印象派的“新中国画”，现代的科学体验、新中国情怀以及中国画的笔法融为一体，又别出新意，超越了他之前的文人画。

这些“新中国画”，不仅在内容上表现“新中国”，在精神气息和语言形式上也有新气象。尤其是傅抱石与关山月合作的《江山如此多娇》，气势磅礴阳刚，超越了文人画的阴柔气韵。在语言上，这一时期的艺术家承续了此前中国画对写生、素描、水彩和年画等中西民间形式的吸收，在“现代化”实践上有诸多创新。

“跨49年”的现代艺术可以说从内容到语言都有时代的新气象，从艺术创造的角度说，它达到了20世纪中国现代艺术的巅峰。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徐悲鸿、林风眠等人的现代绘画到30年代中期鲁迅倡导的左翼新木刻运动，只能看作开拓期;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改革开放30年的当代艺术实际上也未超越这个高度，只能看作是清末民初向西方现代艺术学习传统的恢复和最后的终结。

新一代艺术家尽管适逢中国崛起这样的背景，但要超越“跨49年”的现代艺术并不乐观。那一代艺术家有着得天独厚的艺术训练，像黄宾虹、丰子恺等人都得到中国传统绘画训练的嫡传，对西方艺术的了解也基本上与国际同步。尤其是庞薰琹、徐悲鸿、林风眠等人，无论是传统绘画还是西方艺术都训练有素，经历过从救亡到新中国开创的大时代，从语言训练到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以及对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思考，几乎都达到了全方位的成熟。这样一个群体所达到的人文高度是现在这一代年轻人很难轻易越过的。

当代艺术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它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趣味上的玩世不恭以及过度西方化的语言，可以从“跨49年”的现代艺术中获得很多启发。那一时期拥有的精神遗产正是当代艺术所缺失的，比如与中国传统的联系，从救亡到建设新中国的向上的精神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