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政治是女性文化的多元表达。同性恋作为身份政治的主要形式，与异性恋的霸主地位争得话语权。如果说政治是一种权利的分享，那么同性恋的身份政治就是要与异性恋分享社会政治文化的权利。二战以后，西方社会对同性恋的问题越来越宽容，甚至出现了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现象。此时，身份政治的制度化、法律化、公共化、成为一个社会文化生活多元表达的一个象征。有学者认为，在异性恋主导的社会里，异性恋的性体制被认为是唯一合法的体制。克里斯汀˙艾斯特伯格指出：异性恋称雄的社会只保留了一个生理静态意义的性身份。⑤那么，性身份究竟是生理的现实?还是社会的现实?从以往的性经验史得知，在性等同于性别的异性恋霸权主义中，人被抽象为一个被动的生物符号。在福柯看来，性有三种表达，一是作为区别男女生理性别的性;一是属于男人而女人缺乏的性;一是作为生育功能的女人的性。如此看来，性器官的霸权主义是以男性话语价值观为核心的性文化史。其一，生理性别的性二元论，将人还原为生物性的被动语态，为性别二元文化的对立建立了基础。其二，农业文明的到来，将两性文化的分工建立在了男性话语为中心的性别政治上。而性别政治的核心之一是性话语权的主体强权色彩。与此同时，性话语权的主体强权建构了父权文化，女性主体意识的不在场，恰恰反映出性权利的缺席。其三，在父权文化建立起来的性器官的霸权主义中，女性唯一的价值观是她具有的工具性——传宗接代。亚里斯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中将男性定义为公共性，女性定义为私密性。女性的私密性是指女性的生孩子做家务所具有的工具性。在父权文化中，女性身体的工具性在于她是受控于政治的、经济的承载物。当女性是经济的工具时，她要既有满足家族生殖系统的物质属性，也要有满足父系性欲文化的社会属性;当女性是政治的工具时，她既要维护父系文化的等级制度，又要扮演父系文化中的某种角色。此时，女性身体的工具化，作为一种非伦理道德的某种压迫物，是父系文化为主导的性别政治的产物。当女性接受了父系文化的某种工具性的角色时，她不仅成为父系文化的性别政治的压迫工具，而且也成为女性统治女性的工具。即女性身体在父系文化中的认同感。在父系文化中，抹杀女性文化首先是抹杀作为女性欲望的身体的存在方式。作为欲望女性的身体与被工具化的女性生理的身体有着本质的区别的。人的本质是欲望身体真实性的存在，而欲望的身体成为伦理道德的前提，是欲望的存在、欲望的生成和欲望的生长。欲望的伦理道德的建立来自于身体的生理现实，是欲望存在的基础;欲望伦理道德的认同感来自于文化的的约定俗成，是欲望生成的开始;欲望伦理道德的质疑性来自政治的背叛，是欲望的生长的过程。而性是欲望的言说方式之一。在父系文化中，作为女性性意识的主体是缺席的。福柯主张把性从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性压抑中质疑性，将性还原为多元的性主体。作为混合了生物特性与社会特性的人，在约束反约束，破坏与反破坏的二元对立的性机制中，试图摆脱二元对立的矛盾，建立多元的性类别。如果说异性恋是一种压迫性的性体制，那么同性恋的出现是对异性恋制度的一种挑衅。尽管同性恋中的角色对象化来自于异性恋的结构，但是同性恋身份的模仿效果不是复制异性恋，也不是一模仿异性恋，而是与同性别的性欲望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性爱群体。这种特殊的性爱群体，有来自中产阶级，也有来自社会底层，还有在卡通文化中长大的一代，他(她)们共同建立起来的身份政治的艺术。

首先，中国女权主义艺术家的身份政治是通过与她们的同性别的性欲望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性爱群体，她们身份政治的态度十分坚决。如果说异性恋通过既定的性体制维护性别的秩序，性统治的关系是它的主流形式。那么，同性恋通过挑战既定的性体制建立同性欲望的性别伙伴关系，或许我们能够看到由异性恋性契约带来的性别压迫与性别统治的政治基础正在发生动摇。中国女同性恋艺术家在某种意义是女同性恋的女权主义者。她们强调性身份的平等性与参与性。并认为女女伙伴关系不存在男角女角的问题。因为她们建立女女伙伴关系的前题是彼此独立，相互帮助如同姐妹。在女女伙伴关系的价值观上有相似之处。无论是在现实生活、社会活动还是做艺术凸显多重气质，文化批判的指向即优雅含蓄，同时又锋芒犀利。由女女伙伴关系建立起来的身份政治从不回避自己的性身份，并且通过自己的性身份挑战已成为社会契约的异性恋的性体制。女同性恋的女权主义者认为：女同性恋是实践，女权主义是理论。因此，女同性恋的女权主义者通过艺术实践，不仅表达自己的强烈的政治倾向性，而且表达自己鲜明的艺术观念。一种是作为同性伴侣的文化身体同时出现在自己的画面里，共同完成图像学意义的艺术创作，表达同性文化生活的愉悦性。一种是通过世界女同性恋游行日影片的制作，特别是让自己也成为影片里的一个角色，模糊了制作者与表演者的界线，女同性恋身份的认同和鲜明的政治立场，表明作为身份政治艺术的理念强烈、清晰。一种是在节日期间以同性恋的身份，在公共环境做公益的事业，将自己融入整个社会文化的大社区，争取社会的理解与认同。一种是以第一或第三者的身份参与酷儿影像制作关注各个阶层的同性恋文化，并组织酷儿影像展，建立独立主流文化以外的同性恋文化的艺术类别。当中国同性恋还处在亚文化的弱势群体时，女艺术家的身份政治的艺术实践，为中国女性主义艺术的多元表达，特别是性别文化的公共空间的政治诉求，开辟了一条政治表达的途径。作为女同性恋的女权主义艺术家，始终把个人的身份政治与社会身份政治融为一起，把艺术看成是一种权力话语的在场，凸显自己的性身份，建立女同性恋艺术的政治学。与此同时，作为女同性恋的女权主义艺术，把文化的触角延伸到偏远的农村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延伸到世界的每个角落，展示了女同性恋文化大社区的政治与经济的面貌，建立了女同性恋艺术的社会学。

中国女权主义艺术家身份政治的艺术图像通常表现为精神的反叛。无论是女同性恋艺术的政治学，还是女同性恋艺术的社会学，都是艺术的权力话语一种媒介方式。女同性恋艺术的政治学关注权力话语媒介方式的深度，而女同性恋艺术的社会学关注权力话语媒介方式的广度。有时二者融为一体，女同性恋艺术的政治学中有社会学的公共权力话语，同样女同性恋艺术的社会学中有政治学的权力结构。由女同性恋艺术家和非同性恋艺术家共同担当身份政治艺术的制作，作为权力话语的媒介方式，其一，表现为同一个环境中的两个赤裸女性，身兼女性与男性的双重气质，彼此凝视，共同完成看与被看的凝视微观政治学意义的身体艺术行为。在这种凝视微观政治图景完全由两个女性身体共同建立，女性情欲化的公共空间温馨而迷蒙，在同性之间的共同完成了质疑异性恋体制的文化表演。颠覆由男性建立的凝视政治的权力机制。其二，在同性之间浪漫而温情的相拥下，服饰中国化的身份强调，以及女性气质的中国月份牌艺术的叙事方式，充份享受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带来的性愉悦，同时挑战社会伦理、社会心理带来的世俗偏见。并颠覆了中国月份牌艺术只由男性话语统治下消费的权力。女性的身份政治的消费权力凸显。其三，利用古典文化中的阴阳概念制作出凸凹字形的图案，与相同的两朵花卉共同形成一个有悖于传统价值观的、有悖于社会伦理的公共政治空间。这个公共政治空间是由同性性权利结构的再造文本性的公共政治空间。由此可见，异性权力的结构关系的改变，表明女同性恋文化不再是一种沉默性的结构。其四，在图像制作中，同性欲望的女性身体缠绕在一起，象征性的断裂感和错位感以及破碎感，增加了视觉的张力与文化的张力。并揭示了作为弱势群体的同性恋在社会政治文化视觉纬度下的道德挣扎。其中作为肉身权力的身份政治一种被撕裂的疼痛感和挑战世俗社会的叛逆感，表现了女性身份政治的艰难。在中国，作为同性恋的现身仍是一个难题。尤其是女同性恋，受到父权文化和世俗文化的双重压迫，因此有更多的女同性恋很难凸显身份政治，她们宁愿在很私秘的家庭空间里分享同性文化身体的快乐。中产阶级的身份政治艺术将未现身的女同恋性欲望展示了出来，图像中，着装时尚性感、肢体缠绵亲密、浓厚的女人味依然是她们之间互相调情的资质。在身份政治中，有男角女角反串的临时性的性身份，但是女同性恋的性身份更暖昧一些。性爱中有意向型，或者是情感性的，不分角色的被称为姐妹型的女同性恋。女同性恋的身份政治表明她们有足够的智慧与能力建立对异性恋的性体制的质疑方式，同时也表明她们有鲜明的态度和足够的精力建立与异性恋背道而驰的同性之间的性取悦方式。她们通过自己的艺术展示自己的性取向。是身份政治的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