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显性的，即艺术日趋物质性情景中来讨论行为艺术似乎有点不合时宜，不过，正因为中国当代艺术处于如此“显性”的情景中，这样的讨论却正是时候，正是一种及时性的抗拒，即抗拒当代艺术的流行娱乐和物质倾向，以此在行为艺术中强调艺术的本质功能――精神思索和独立意识。不可否认的是，当下行为艺术被显性的物质化的艺术态势所包围，以致这一极具先锋实验性的艺术探索日显尴尬以及被众多的“艺术现实主义”(持艺术功利主义者)者自动遗忘。而这种遗忘导致艺术创作符号风格主义浅表化和价值的虚浮以及临时性，在当前艺术处于极度混乱的状态中，一些对艺术保持足够探索勇气的艺术家以及对这些探索积极支持的策展人和批评家相信中国当代艺术中的行为艺术仍然充满活力，在这个领域，行为艺术从未放弃它自身的创造性特质与开拓精神。而此次第三届前提行为艺术节的筹备运作以及在这里的学术研讨会就是很好的证明。

前提行为艺术节是由一群年轻人自发组织形成的一个艺术活动。这个艺术节的成功举办以及持续运作(直至今天是第三届，前两届均在北京举行)已经成为中国年轻一代行为艺术家展示自身艺术创造性的舞台，他们通过不断地创作为中国当代艺术注入新鲜血液，提出艺术新问题，积极扩宽行为艺术的表述范畴和语言框架。艺术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呈现了年轻一代的文化思考以及社会责任感。他们旨在逾越行为艺术的身体的本体性诉求，将严肃的艺术观念与社会文化现实相互对接，以期激发行为艺术的现实干预具体的文化指向功能。下面我将简略谈一下此次前提行为艺术节学术研讨会的两个议题。

行为艺术的本体性以及文化指向

行为艺术毫无疑问是艺术的一个意识表述类型，当然，就其历史而言，他不是今天才出现的新艺术形式，他的出现雏形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方现代主义艺术中的达达艺术潮流。甚至在创造性层面上看，杜尚的小便器作品《泉》中已经包含行为艺术的元素。行为艺术在西方也被称做表演艺术或者身体艺术。艺术家们最初的动机是拒绝艺术的日渐主流化和商业化以及权力官僚化，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说，行为艺术无疑是一种艺术的自动边缘化之结果。行为艺术的成熟期在西方六七十年代，其中以美国行为艺术家阿孔奇和伯登以及德国艺术家波依斯为代表。这里所谈到的行为艺术的本体性是指艺术家在身体行为基础上形成的一系列关于身体行为结构的语言表述，并且这样的语言表述结构明显区别于其他传统的或新出现的艺术形式。其界定特质就是这种艺术的观念指向载体是艺术家的身体，因此，这种艺术较其他的艺术形式具备更多的活性元素，具备更多的文化社会环境指向色彩，也具有文化批判的多种可能性。而文化批判当然包含身体自身的历史性遗留问题。行为艺术的本体性的另一面是它的自我反思，即行为艺术在理性序列中质问身体概念的形成以及围绕身体所建立起来的一系列文化伦理道德规训在社会历史变迁中呈现出来的面目。当然，行为艺术从表面看似乎具有某种身体的非理性，这种非理性被社会公众误解为一种身体的歇斯底里症，一种如神经病般的不正常，这是很多社会观众对行为艺术的误读。而行为艺术的本体性在这种误读的背面又加强了它自身的文化反叛特色。因此，行为艺术的本体性在很多时候却又呈现出它的在意识上的矛盾性。而这样的矛盾性构筑了行为艺术语言结构的难解以及本体问题的历史悬搁。这种本体的结局就是行为艺术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其意义指向始终停留在它自身的特定的文化意义范畴。在这个意义范畴内身体行为的肢体强调以及单向性视觉呈现导致行为艺术语言形式标准化建构，其行为在文化指向上转入某种身体哲学的抽象世界。

后现代文化情景中的行为艺术：与社会日常生活界线的模糊。

我在上面第一个问题主要谈及的是行为艺术的局限性。或者说这一问题的局限性源自它所处在的现代性文化语境。显然，当代艺术的整体文化语境在今天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就行为艺术的全球性倾向而言，已经进入一个后现代性的文化政治语境中，在这一语境状况中，行为艺术的本体性和他的文化指向不再基于身体语言的异在特性来凸现其时代意义，而是倾向于身体替代性存在，即将行为艺术的观念表述与艺术家原初的语言载体(观念陈述完全依赖身体的现场性表演)相互分离，使得观念生产处于一种游动状态，这样的状态便于观念介入，或者说观念指向处于随机生产态势。因此，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行为艺术更多在社会日常生活中寻求自身的“问题指向”，与鲜活的问题情景相互链接，形成行为艺术意义指向能动性与问题表述的活性状态，这种表述的活性状态已经模糊了艺术与日常生活界线，呈现了行为艺术的多元状态。

廖邦铭 67年生人 圆明园时期艺术家
现居北京，从事当代艺术文本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