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为民(中央美院教授)：现实主义是永远谈不尽的话题，在绘画领域里有它独特的价值，老前辈在二、三十年代到西方到日本学习引进的。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如果不是徐悲鸿主持中央美院，主持老北京艺专，如果是林风跟先生主持中国美术教育的主流，那么绘画发展的体系会是怎么样呢?肯定是另外一个样子，可能是大不一样。徐悲鸿带回的不是他的西方写实技巧研究到多深的程度，掌握到多少熟练的程度。如果西方几百年发展的这样一个传统，他几年就拿过来了，那传统就太简单了，那徐悲鸿就太神了、太聪明了。他能够做到那种程度，我认为已经非天才不能做到，他带回的是一种精神，是一种创造的体系。半个世纪来在中国，没有那一个美术学院能离开这个体系。虽然现在已经是某种程度上的变味、某种退化或者是某种走样，但是他的核心东西还是徐悲鸿带进来的那个精神体系。

现实主义已经谈了很多年了，按我自己的看法，主要有二个意义，就是现实主义要谈继承，没有继承就不可能成为现实主义。现实主义首先是写实的，是西方绘画的经典技术，它的经典绘画观念如果没有一种这样经典的东西，那现实主义也不会一直延续到现在。所以，现实主义的精神和理念，创造了人们认识世界、感受世界、表现世界表达自我的一套系统方法，这是后来多种样式的现化主义没法比的。现代主义虽然带有原创性也很好，但是它把某一种因素把它推到极致化，这种东西后来也有一种说法，就是现代主义的绘画越来越样式。样式就是把某一种因素推向极致化，对其它的因素进行排斥。所以现代主义发展的思路，基本上是否定之否定，而是不断的在否定中谋求发展。正因为它敢于反传统，敢于灭祖，所以他们也闯出了一些新样。当然，这些新样历史价值究竟有多大，当代不能马上能做作出很有价值的判断，它总要经过一段发展时间以后，从历史回头的角度看它。

从中国的现实主义发展来讲，在老延安时期，包括建国初期、包括大跃进、包括文革之后，我觉得现实主义发展一直没有中断，没有那一个否定前一个。包括文革的东西。当时我看到文革红、光、亮作品也很感动，而且不认为当时的作品是多么的拙劣，多么的不好。那个时代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艺术家对领袖的一种真诚信仰，一种真诚的表现，是艺术家非常真诚的投入的结果，绝对不是作为一种对政治的服务的工具。很多东西现在看来很有价值的，可惜是绝大多数已被毁掉。其实，那是特殊状态下的特殊技巧，特殊精神的真实写照，后来就是画不出来，在文革之前也画不出来。那时候他们有一种特别崇高的理想，一种现代精神再加上一种感觉。那一种感觉有一种力度，是一种造型，是在绘画里特有的一种塑造美和书写美。这些追求需要积累了多年，才能修炼成的。

现在提倡现实主义，我们呼唤传统，造型艺术中最经典的最本质的东西，就是一种很纯正的绘画；还有一个再提现实主义，再提现实主义精神，再提现实主义绘画，就是要讲究张扬民族主义精神。它包括二个含义：一是我们传统的民族文化东西，在绘画中还是要有体现，我觉得现实主义绘画它所表现的那种东西，无论在技巧上，无论在内容上是现代绘画无法代替，那是甩甩点点、刷一刷、随便摸一摸用几个符号就能反映出来的吗?第二点，绘画总是在不断的流动，不断地在运动中间向前发展的。五十年代可能是现实的一件作品，现在看来可能是历史画了，所以现实主义总在不断地表现人的现实存在，在那种人的一种精神风貌状态中去向前推进。

陈丹青(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我认为中国至今没有出现真正的现实主义，包括文学、戏剧、电影，我们能拿出划时代的现实主义吗?我认为起码现在没有，短期内也不会有。为什么?我们的政治环境让我们不可能真实地面对问题，真实地说出这个问题也不可能。今天这么改革开放，最现实的态度还是比较现理智地回避大量现实，所以我不相信会真的会出现实主义。 1998我在纽约美术馆看到《中华文明五千年绘画艺术展》展览，让我感到最震撼有二类，一类是左翼木刻作品，还有一类是五十年代左右到文革期间的作品，这批绘画也让西方人绝对佩服，如果一定用一个现实主义去框它，其实也蛮难框的，它可能不是现实主义也可能不是古典主义，我们就不要谈主义之争了。我希望有一天，我们的文化环境，我们的政治环境，真正达到了一个可以言论自由，可以表达你任何想表达的东西，这样，整个人开始自由了，可能真的现实主义会出现。不能像现在改革开放二十几年了，油画的写实主义技巧可能提高了，但现实主义精神且绝对没落了。

胡炳南：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建立开始时说，艺术家是为人民服务的。革命主体的绘画有这么生动，完全是为政治服务的结果。当年的画家是为国家在画画，是为人民在画画，是为政治在画画，是为毛主席在画画，这是没有错的，所以能画出激情出来。而今天的画家是为谁在画画，为嘉德在画，为朵云轩在画，为钱为董事长们在画肖像，不可能像画毛主席那样有激情了。你当年为毛主席画画，想到一幅要多少钱吗?绝对不会，并且会连夜赶出来，这就是为政治服务的好处。我在想中国画家为什么越进入开放。越现代化，它这个绘画越落后?因为他们的思维跟着纽约的画家在走，把基本功丢光了。不要从悲观的角度去看为政治服务就是一种负面作用，在当时为政治服务是一种荣耀，能看到毛主席，能摸他一下手，到天安门看一看，就像看到神一样才让他有一种“激情”在里面。

张祖英：(中国油画协会秘书长)历史画创作其实是对历史的思考，不是历史的图解。如苏联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题材的历史画创作，经历了三个阶段。开始主要反映抗战，反映德国人的残暴;过了一段时间，很多表现转入到对战争的反思：后面一段时间，表现战争对于人性的扭曲和一个人的遭遇。所以说历史画是反映不同历史时期对这段历史的看法和认识，历史画创作不是简单的画面构图好、形象好、造型好就行了，是对历史的认识和看法。怎么使创作能具有历史的新意能真正打上时代的烙印，确实应该有很好的思考。

詹建俊(中国油画协会主席、中央美院教授)：现实主义这个提法到我们今天这个会上为止，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当然有各自不同的一个诉说，现实主义、写实主义、自然主义、古典主义，古典主义里有些东西也是现实主义。所以我觉得画画的人应该不管什么主义，要忘记主义，尽量把我的感觉画出来就行了，但是主义又必须得有，因为美术史家要对一个历史发展时期进行定位。我们的老一辈是一种ABC的学习，从我们这一代开始是从马克西莫夫训练班的时候，才对色彩的对冷、暖有比较科学性的认识。而老画家不是从这个角度讲色彩的，与前苏联讲的不一样的，不讲究科学的分析，用色、用油的也不讲究什么，就这样一代一代学下来,从做小学生到做中学生。根据把握西方油画的程度来说，我们这一代是中学生。

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第一代人学习外国油画，目标就是要改变我们国家的文化构成。但是徐悲鸿提倡的现实主义，通过油画加强艺术的现实主义性质，反映艺术和生活的关系，并且始终坚持这样做。从学习西方整个精神上来说，加强中国文化也好，加强艺术也好，它是跟时代的一种关系，跟社会跟人民的关系，这样艺术才能创造出当代文化。从这一个角度出发，学习西方艺术，能克服我们腐朽的那一面能增加一种新鲜血液，一辈辈走过来，从不会画到会画，一开始就坚持实现主义。纵观中国的油画历史，虽然每个艺术家的道路有所不同，但中国的油画脉络就是这样一条道路。

全山石(中国油画协会副主席，中国美院教授)：现实主义不仅是我们油画的问题，也是一个很大的理论问题，不能指望一个下午把它讲清楚。另外，油画问题更是一个讲不清楚的问题，现实主义油画在我们国家是一个非常有标志性、非常有历史性的问题，为什么讲历史画就一想到是油画不是国画成为历史画，实际上这是油画工具特点所决定的。我记得在六十年代的时候，周恩来同志讲过的一句话给我很深的印象。他说画革命历史好比是在天安门前面检阅，用军乐队是最合适的，这个军乐队就是油画工具，如果说天安门前面检阅，也就是革命历史画全部用国画来画，那也就是琵琶、二胡演奏，这样子的话就郑重不起来。那是因为工具本身的问题，并不是国画不好，油画这个工具是有很强的表现力的一个工具，有其它画种达不到的某种表现能力，革命历史画也是这么一个情况。我认为现在我们应该回到最原始的起点，一个方面对我们绘画来讲，这些年你一个艺术家，对生活的感觉、认识，通过你的绘画工具把它表现出来，多想想这个东西就可以;第二方面，应该想想油画本身的一些问题，包括油画的表现工具，包括材质的一些问题，在这些方面多下点功夫，少些空洞，不要有自卑感。

靳尚谊(中国美协主席)：我们的油画跟中国的经济发展一样，是全世界最快的。以前的资本主义由农业社会向最现代化信息社会转化用了一百五十年到两百年，而中国仅仅用了二十多年。大城市的程度全方位的跟美国一样，跟东京、巴黎也没什么两样，而且这些大城市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生活方式也跟他们一样了，大楼的建设速度，中国是全世界最快的。这样的速度在西方是不可想象的，但是，现在所有面临的问题也都是由快造成的。

在第三届油画展学术讨论会时，我提出开学术研讨会不要研究这些大问题的发展趋势，咱就研究油画本体问题。我们现在油画的技术水平如何?社会发展过快，人的知识不全面不平衡，我们现在美术学院的学生跟文革前不一样，文革前是整体落后，但某一个人画的好，他是比较全面的，这个画得好是全能的好。现在不是，比如这张画，很新鲜，很好，但有一大堆毛病，这是一种现象。这个情况在以前的西方社会是不存在的，但中国就出现这现象。现在发展太快了，我们要发展，就得认真做学问，做好本职工作，最起码不要好高婺远，不要老想我将来要当大艺术家或者我将来要怎么怎么样，就把你的小事，一件一件地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