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罗琳·卡地亚(Carolyn Cartier)：2004-2005年香港浸会大学富布莱特访问学者，悉尼理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教授，执人文地理及中国研究讲席。

中国南方的区域性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历史问题，对历史上的北方帝国中心而言，南海沿岸地区向来以边缘化的“他者”概念出现，它既是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接触的缓冲带，也是全球化大潮在中国登陆的前站。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经济开放政策，南海沿岸地带被重新界划为珠江三角洲地区：这是一个以广东方言为主、多种文化并存的地区，其经济的迅猛发展得益于香港大规模制造业向此地的转移。在这一过程中，这一地区原有的地缘意义迅速发生转变，一跃成为全球性的中心之一，国际世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位于珠江入海口的香港，作为开放的商贸港口、前殖民地、国际化大都市以及今天的特别行政区，在以信息传播和全球性政治经济为特征的当今世界，其意义更不容忽视。尤为重要的是，在抵御和修正流行社会思潮所带来的肤浅概念化倾向上，香港因其独特的现实存在而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对区域性文化经济进行描述的时候，区域性观念往往体现为一种全球化想象，比如“珠三角”或“珠三角品牌“(Brand PRD™)。1在一个“世界城市”的时代，创意产业与城市发展均立基于商业文化，某一区域的象征权力亦与品牌化形象产生共振。在广州维他命空间创办人之一胡昉的一篇论文中，这种区域品牌化现象昭示了如下问题：什么是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和艺术?这一问题同时体现在关于西九龙文化区发展计划的争论中，体现在保护历史遗存的刻不容缓的努力中， 亦体现在近期在香港美术馆举办的“LV：创意情感”展览之中。2该展览宣称威登家族向来与艺术、建筑、时尚和设计有密切联系及深厚渊源。其实威登家族所做的事情无非是将市场营销同文化形式合二为一，而这种对既有界别的混合及瓦解正是后现代美学所认同和欢迎的。3它在社会人际中则相应体现为对个人身份及差异性的强调。差异性的个体产生出渐趋多样的欲望，并通过渐趋多样的商品和不断扩张的消费得到满足与实现。至此，这个文化—经济的等式已告完成，而人们对最新款式的LV包的争相购买，正是这等式的某种体现和例证。实际上，将LV包引入美术馆的模式并非以香港美术馆为首例，像在展览中直接进行销售这样的新方式， 在2007年洛杉矶当代美术馆的村上隆回顾展中便已出现。除“LV：创意情感”展览之外，今年于香港W酒店举办的村上隆及其他日本艺术家的“超平面之夏”(Superflat Summer)，亦是这种双重品牌化现象的典型。4近来，又有法国艺术家zevs在中环实施“液化标识”(liquidated logos)行动，将渣打大厦前一个巨型香奈儿双C标识涂上油漆，以挑衅性的方式加入到这场关于品牌的对话之中。以上这些事件无不反映出今天已然资本化(entrepreneurial)的世界城市的现实。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学术界的情况。

经历了上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迅猛发展后，所谓“后理论”，即后现代与后殖民理论开始面临质询和怀疑。当代及非主流艺术的实践以其批判性促使人们对上述问题重加思考，更使论战趋于白热。究竟什么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它最终又指向何处?由于这些理论转向的进程在各个领域并非齐头并进，且在各个学科中分别具有特殊内涵，这篇文章只能够为其勾勒一个简单的轮廓。以关于世界城市的文学研究为例，后现代理论在这一领域已明显衰落，作为其基本理论假定的现代性与“后现代状况”之间的时间性断裂，以及用以解释消费性资本主义的“身份政治”概念，已被证明难以自圆其说。但它在中国学界却产生出一种在世界各地均属罕见的变体：通过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以及后现代与后殖民视角的结合，鼓吹中国“民族性”的复兴。5正如第三届广州三年展策展人之一的高士明所称：“后殖民话语在欧美知识界具有反压迫的内涵，但在中国却被文化左派视为敌人。”6在这种情况下，若坚持将香港和珠三角地区定位成同一文化区域，将两地在信息世界性流动中分别具有的不同作用混为一谈，则意味着某种危险，限制了对主要哲学概念从不同方向给出解释的可能性。同样，“西方”问题也是这一领域无法回避的主题之一，其重要学者及研究课题并非全然代表 “西方”，这一点在后殖民理论中体现得尤为醒目。正如迪皮什·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的研究工作所体现的那样，在他对后殖民思潮进行的改造和加工中，查克拉巴蒂解释了为何要将抵制普遍化的历史置于研究工作的首位，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的历史，都应当为关于人类多样性及差异性的复数历史让出位置，这其中不仅包括不同人群的经济条件差异，也包括社会正义观念的多样。7这正是高士明指出的后殖民理论的“反压迫内涵”，但我们已看到它并非且不必为西方所独有。

这一区域的当代艺术是如何与上述观点相呼应的?在珠三角地区，第三届广州三年展以“向后殖民说再见”作为主题，举行系列相关流动论坛，对“后学”论战作出卓异而有效的评论。在香港，流动论坛进行到第六站“创造性焦虑与可能世界”，在项目材料中有如下关于后殖民主义的界定：借助 “围绕身份、种族、性别和阶级等主题展开的社会政治议题”，后殖民主义被定义为 “由‘政治正确性’提供保证的……某一类话语”;以及有关“身份、多重性和差异等概念正在逐渐失去优势，成为艺术实践的新的束缚”的焦虑。8而对一个典型的后殖民主题而言，根据查克拉巴蒂的理解，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是谁的艺术实践被社会正义所限制了呢?这份项目材料通过对多样性和差异的质疑，试图对三年展的主题作出呼应。但在缺少进一步阐释的情况下，上述种种努力仅仅对后现代和后殖民状态予以指明，却忽略了二者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