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关于进步和现代性的构想已经破产了，在其过程中危及了对解放社会实践观念的集体信任。同时一种‘冰河作用’在社会关系中占据着优势地位：等级制度和社会区隔已经变得冷酷无情，如今苦难和失业被视之为必然伴随而来的罪恶，然而工会紧紧抓住了那些屈从于它们的仅存的体制性部门。工会还坚持那些致使它们采取保守态度的社团实践，这种保守态度一直与反动集团的态度很相像。共产主义左派正陷于思想僵化和教条主义之中，而社会主义政党，致力于将它们自己表述为可信赖的技术伙伴，已经放弃了对现存社会结构的任何进步性质疑。因而，过去那些声称为重建更公正和更平等的社会提供指导的各种思想已经失去了可信性，也就不足为奇了。

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在这种残酷无情和玩世不恭的新秩序崛起之前(这种秩序将会摧毁这个星球，这种秩序似乎注定要持续下去)，我们注定无能为力吗?恰恰就是这个令人遗憾的结论，许多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特别是那些受后现代主义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已经得出了。

鉴于这篇文章的目的，我将不考虑由当代艺术管理者发起的大规模商业宣传的各艺术流派：德国“新表现主义”(neo-Expressionism)、美国“坏画派”(Bad Painting)或“新绘画派”(New Painting)、意大利“超先锋派”(Trans-avant-garde)、法国“新具象派”(New Representation)和“新野兽派”(New Fauvism)等等。否则，这对我来说太容易了，以至于不能证明后现代主义只是现代主义的最后喘息，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形式主义滥用的反应，只是现代主义简化论的映照，结果与现代主义毫无区别。毫无疑问，从这些流派中涌现了一些真正的画家，他们的个人天赋使他们免受这种通过商业宣传维持自己一时流行的有害影响。无论如何，后现代主义并不能复兴如它所声称的创造性语群(creative phylum)。

另一方面，因为后现代主义更好地固守着当前资本主义主体性根深蒂固的再辖域化倾向，后现代建筑在我看来并不是缺乏深度的，更多地标示着由主导的权力形构分配给艺术的位置。

让我来解释一下，自远古以来，不管历史上发生过什么灾难，资本主义动力总是融合两种基本成分：第一种成分，我称之为解辖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主要涉及社会辖域的解构、多样性身份和传统价值体系;第二种成分，我称之为再辖域化(reterritorialization)运动，主要涉及人格学上个体化结构的重构(甚至通过最做作的方式)、权力图式和屈从模式，这些模式如若不在形式上类似于资本主义动力已经摧毁的那些模式，那么至少从功能的角度看是类似的。

解辖域化的革命密切关联着科学、技术和艺术的发展，随着这些革命横扫它们面前的一切，一种面向主体再辖域化的强制力量也就出现了。而且这种对抗趋势随着通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变得越来越强，以致通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将它们的解辖域化效果集中在记忆、感觉、理解力和想象力等人类能力方面。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某种人类学功能的准则和某种人性的祖传模式从内部被占用了。而且我认为，我们不能面对这种显著的变化——多样的主体性已经沉湎于我们目前看到的愚蠢的保守主义浪潮。

让我们返回到后现代主义建筑。在造型艺术领域，年轻设计师不得不屈从于市场普遍流行的保守主义，如若他们在边缘领域中无所事事，没有实现自我，那么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接受最退化的新自由主义的价值规范。而且绘画除了是一种“精神的补充”、一种声望的传播外，没有为统治阶级做什么事，建筑始终在建构权力辖域、象征稳定性和耐久性声明中占据着重要位置。

既然如此，我们不是处在让-弗朗索瓦·利奥塔所说的后现代条件的中心?不过，我不同意他的看法，我将后现代条件理解为所有屈从的范式和对现状的各种妥协。对于利奥塔来说，后现代主义意味着他所谓的合法化的宏大叙事的崩溃(例如启蒙话语、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和马克思的工人解放)。根据利奥塔的观点，怀疑集体社会行动的最小欲望总是明智的。利奥塔认为，任何将“一致”(consensus)作为理想的宣传是过时的，是令人怀疑的。合法化的小叙事，也就是“语言虚词的语用论”——它们是多样性的、异质性的，它们的“表演性”(performativity)将只会局限于时间和空间之中——仍能够拯救正义和自由的某些方面。这样，利奥塔与其他理论家联系起来了，如让·波德里亚。对波德里亚而言，社会和政治只是陷阱或“仿像”，对它们失去喜爱之情也是明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