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焦点》的编辑石文丽向我约稿，要我谈一谈“展览模式”的问题，并列了一个谈论的线索，涉及到1992年的“广州双年展”，2000年的“上海双年展”，以及最近举办的“改造历史”当代艺术展等。很明显，编辑的用意是想尽量维护展览的纯粹性，因为她所列举的这些展览都牵扯到与资本，乃至与政府相关部门的合作，如何在这种合作中权衡利益，把握学术分寸？正是这些展览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我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之一，尽管没有直接参与到这些展览的策划与运作之中，但也是相伴左右，不同程度地感受过策展人在推出这些展览时筚路蓝缕的艰辛。完全可以这么说，这些展览的推出，起先都是基于一种文化冲动，带有很强的文化理想主义色彩。尽管这种理想在遭遇到具体的现实情境之后打了一些折扣，最终变成了折衷主义。但我们仍然不能否认，这些展览所呈现的结果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推动与促进，的确可以用“以启山林”来形容。事实上，正是这些展览在一个保守的社会情境下，通过各种技术性的处理，给我们打开一个个文化的出口，才动摇了禁锢的体制，为中国当代艺术赢得了发展的空间。如果没有1992年“广州双年展”的资本介入，中国当代艺术也许还被闷在暗无天日的铁屋子里;而如果没有2000年“上海双年展”冲击僵化的体制，中国当代艺术要浮出水面恐怕还有待时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展览都有着进步的意义，至少在一个政治大一统的社会，它们打破铁板一块的局面，为另类之声赢得了喘息的机会。我想，历史翻过一页之后，我们之所以还能够记住这些展览，恐怕这就是最主要的原因吧。

然而，谈到今天“展览模式”的问题，我们却不能拿“广州双年展”与“上海双年展”作为类比来参照。因为时过境迁，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个显而易见的现实是：中国当代艺术借助于市场化的平台，早就从过去的“地下”转入“地上”，由潜流变成了主流。如今的中国当代艺术已经跃然纸上，不仅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入公众视野，甚至还被捧上庙堂，充当起文化创意产业的药引与先进文化的装饰。尽管就当代艺术的价值本身而言，仍然被意识形态与市场所屏蔽，但不可否认的是，当代艺术作为一种文化生态，已经在中国遍地开花，迎来了满园春色。在这样的形势一片大好之中，如何做当代艺术展才有意义?的确是一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的解释是最好不要形成展览模式，至少不要形成自“广州双年展”，到“上海双年展”沿袭而来的那种展览模式。因为1992年“广州双年展” 游戈于资本之间，2000年“上海双年展” 斡旋在体制之内，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语境，只有还原到那个语境，它们对展览机会的争取才有意义。而今天则不同，今天是画廊遍布，美术馆、博物馆林立，当代艺术已不乏展览的机会。在这样一个千树万树黎花开的多元形态下，再想通过与体制或资本的合作把当代艺术整合起来，建构某种模式，只会事得其反，让当代艺术被资本或体制所“和谐”掉。这就像“改造历史”当代艺术展，试图通过资本来赢得当代艺术的“合法性”，结果却是在“合法性”的争取中，反把自己变成了历史的空壳。

2010.6.4于通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