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下旬被邀去杭州参加了两天国际艺术峰会，欧美的重要美术馆长悉数到场，比如法国蓬皮杜中心和美国古根海姆的馆长，还有大英博物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东方部主任。这些巨头来中国是专门讨论中国当代艺术的。

不要以为中国历史、中国当代艺术是中国人创造的，这些东西就永远属于你，历史有时候并不属于当地人。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历史只是由当地人创造，但这个历史资源怎么使用，则不是由这个民族能决定的。比如剑桥大学可以写“中国历史”，现在国际出版的由西方及日韩学者写的中国当代艺术史的著作，比中国人自己写的还多。

因此就出现了奇怪的事情，在中国以外，关于中国当代艺术史的评价是由西方人说了算的，而不是由中国学者决定话语权。现在似乎连国内领地也保不住，比如在北京、上海的外国画廊、外国民营美术馆的话语权就显得比中国的画廊和美术馆重要。这次杭州研讨会也很奇怪，比如研讨会都是由英国人和美国人主持，这就出现了一个英语政治的问题，英语不好的中国学者明显插不上话，加上翻译不好，主持人到会议后期就不太想让英语不好的多说话。

西方知识分子也是有权力意识的，比如我们那个会议组是由英国原来著名的“白空间”前总监菲利浦主持的。每一个人发完言，都要大家回应，菲利普总是要让古根海姆的亚洲部负责人先发言，第二个是让大英博物馆的东方部负责人发言，第三是让旅美学者也是这次会议的组织者高名潞发言，第四是让当地的地主代表英语也不错的中国美术学院学者高士明发言，第五是让这次活动的赞助人之一林明珠女士发言，第六是让英语很好的北大学者朱青生发言。其他人则似乎有时间就让他发言，没时间就不让他发言。

古根海姆美术馆的学者基本上想说多长时间就可以说多长时间，其他人则反复被要求说得简短。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在自己的学校演讲基本上也是想说多长时间就可以说多长时间，他每次都精心准备学术味很浓的讲稿。这次在自己地盘的开幕式上，他的发言因为稍长一点，被外国主持人要求尽快结束。但稍后的法国蓬皮杜中心的馆长却说得比许江时间还长，还是一些官腔十足的美术馆行政和计划的套话，却没有被制止。

会议后期，几个老外当着几个国内学者的面争论起中国当代艺术，却不让了解本地艺术的中国学者多说话。外国学者在中国的地盘在中国专家面前用英语争论中国的艺术当代史还不让知道这些史实的中国专家多说话，这一幕让人哭笑不得。

最后一天讨论，外国主持人指定要讨论中国当代艺术跟1989年的关系。有一个外国学者的理由是，中国艺术家在1989年之后纷纷离开中国，与西方世界接触，创作出一批新作品并在西方走红， 1989年的事件是这个模式的转折点。但中国学者解释，在西方生活并走红的中国艺术家，大都是1989年之前出去的。

不过比起很多年前，西方学者在中国人面前已经很平等了。比如，他们开始能容忍中国学者抱怨他们对中国当代艺术的解释太主观想象和政治化，上述关于海外中国艺术家与1989年的关系的想象就是一例，其实这些学者都有机会接触到中国海外艺术家，但奇怪的是，他们十几年来居然从未问过这些中国人是哪一年出国的，就自己假设了一个“后89年艺术模式”。

西方人异乎寻常的中国热，当然是跟中国的经济崛起及其未来可能的艺术崛起有关。但是这个过程却复杂，西方学者一再表示，西方知识分子经历了“去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潮后，已经有足够的耐心倾听中国人的指责。中国人既然指责他们过去在西方所做的有关中国当代艺术的展览和评论有问题，那么请你们中国人告诉我们，西方的展览还漏了哪一个重要的中国艺术家，并告诉西方一个正宗的关于中国当代艺术的解释版本。

实际上，谁也想不出还有哪个重要的中国艺术家没去过西方展览，只不过有些中国艺术家参与重要的西方美术馆和双年展，有些则是在西方的小画廊展出。如果说指责西方人将王广义的政治波普捧红是不对的，政治波普没有深刻反映中国的政治现实，那么还有哪个中国当代画家比王广义更深刻呢，似乎也找不到是谁。也许有人举例刘小东，但刘小东的画面也只是比王广义的中国现实“更丰富”一些，但刘小东的画面现实也没有达到“更深刻”。

我在闭幕会上说，因为1989年，西方批评家和学者将中国并不太知识分子的当代艺术解释得过于知识分子和深刻，造就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国际走红。这个结果有两面性，一方面帮助中国当代艺术逃离了当时绝望的国内困境，另一方面也产生了误导和后殖民主义解读。今天中国当代艺术成功了，各股政治的、商业、媒体的、学术的国内外力量都想利用中国当代艺术。因此，重要的不是急于为中国当代艺术套上光环，中国艺术圈也不应该一味抱怨西方的误读和后殖民政治，归根结底我们必须看到一个事实，中国当代艺术三十年尚没有能拿出真正过得硬的杰出作品。

在这个“杰作”没有出现前，一切抱怨没有太大意义，一切夸张性的赞美也只是一种语言泡沫。只有在这个杰作出现之后，中国当代艺术的话语权才会回到自己脚下。

2010年5月31日写于厦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