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新闻编辑电话告诉我亚历山大去世的消息，是凌晨五点。在震惊和沮丧中，我知道一个批评时代终结了。亚历山大·沃克（Alexander Walker）不只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不只是一个我从十四岁起就熟读的名字，他是英国电影的现代定义者。只消跟他同事一年，你便能获益良多；要找人取代他根本不可能。

那是2003年7月，同一星期，纽约乐评家哈罗德·勋伯格（Harold Schonberg）去世。他也许是前网络时代读者最多的音乐批评家，同时也是一位独奏钢琴家、国际象棋大师。

读勋伯格在《纽约时报》的评论，你得到的不是观点，而是洞见。有时他说的话大错特错，但一样会引人思索。沃克和勋伯格时代的批评不那么受消费者引导，他们会告诉你什么值得注意，什么应该忽略，他们对艺术的整体状态有自己的评估，他们对一切危及艺术的行为火冒三丈。勋伯格每次听到糟糕的钢琴演奏都会脸色铁青，特别是伯恩斯坦的演奏。沃克每次看到公共资金被浪费在微不足道的电影剧本上时，就会像北爱尔兰人一样怒发冲冠。

在二十世纪下半叶，批评家的责任就是要保持经典的标准，抵制低级的潮流，在通勤族上下班的途中瞥一眼报纸时给他们某种启迪。批评家的工作和小学老师没什么不同，都是把知识塞进顽固的脑壳里。

但在夜夜辛苦爬格子之外，一位掌握天时地利的批评家可以改变一个民族及其文明。奈维尔·卡德斯（Neville Cardus）在1940年代唤醒了澳大利亚人听交响音乐的可能。宝琳·卡艾尔（Pauline Kael）告诉美国人电影不只是星光闪烁的娱乐。马塞尔·赖希-拉尼基（Marcel Reich-Ranicki）为战后德国小说设定了基准线。格莱尔·马库斯（Greil Marcus）定义了摇滚乐评。三位澳大利亚人克莱夫·詹姆斯（Clive James）、杰曼·格里尔（Germaine Greer）、罗伯特·休斯（Robert Hughes）则通过大不敬为批评事业增加了多维向度。像是喝下一杯清新橙汁一般，他们向人们展示了读评论有益无害。

时代变了。要诋毁今日的批评家不配穿巨人的鞋很容易，然而来自二十一世纪的挑战已与古腾堡让鹅毛笔过时之后的任何艺术形态都不同。如今连印刷品都在衰退，它不仅丧失了与生俱来的权威性，人们想在同一时间读到以同一格式编辑的文字的期待也改变了。即时性是报纸评论的精髓，在发表后一个月才上网，再新鲜的评论也变成了冷饭。这可不像报复，越迟来越有利。

在无边界的领域中，人人可以用微博发出不同的声音，理性的批评岌岌可危，越来越不受重视。艺术是纸媒节节败退的第一个牺牲品。许多美国报纸已经炒了评论家鱿鱼，放弃了书评板块。许多曾经伟大的报纸濒临破产。

最糟的是，编辑要求他们的评论作者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喜洋洋。编辑们会说，读者不想早上一起来就坏了心情，广告商更不会乐意。评论家被命令变得更积极，更向上，更笑脸相迎。他们常常被迫去写过气名人，而不是新兴人才。

在金融危机笼罩下，报纸打的是安全牌，可惜批评是活手榴弹，而不是安全插销。评论家失去自信，便会规避风险。这种腐蚀会毁掉我们的文化。前不久一位年轻指挥刚刚把一支地方乐队训练成了新锐中心，他竟然绝望地勾着我的脖子说：“我需要做什么才能搞到评论？”

网站和博客上的确有不少大胆言论，但它们不像报纸评论与读者的联系方式。有些评论人比如《纽约客》的阿莱克斯·罗斯（Alex Ross）采取了一种网络风格，取得了相对的成功。而加州大学教批评写作的普利策奖得主蒂姆·佩吉（Tim Page）则不知道他的学生毕业后该去哪里找工作。

沃克去世的那天早晨，我意识到人们需要为二十一世纪重塑批评，为此我们得培养一代人，他们需要在保持操守的同时在实践中灵活应对。批评的未来不是某位编辑请某位学者对一场新演出做一番无关痛痒的评论，也不是什么娱乐专栏作家在采访了明星后写一篇评论，更不用靠讨人喜欢的董事恩主豢养的食客——这些，我们都看得太多了。

根本的职业要求不会变。一个评论家需要渊博，勇敢，能快速想出过目难忘的标题（查尔斯·斯潘塞的《纯剧院伟哥》一定令妮可·基曼永生难忘）。新时期的评论家必须时刻准备好在中场休息时用Twitter发布信息，在回家的路上用Facebook总结，然后为早报写上四百字报道，最后在 YouTube上发表一段配上有声评论的演出片段。这可是实打实的多任务作业。

在不断进化的媒体的贪婪需求之外，一个民主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强大、独立的艺术评论。没有评论的城市永远不会实现其创造性潜能。

艺术只有在评判者努力工作时才能繁荣，一旦他们的声音变得僵硬，文明也随之消亡。现在已经到了创造和接受、艺术和社会之间进行对话的关键时刻。巨大的机遇正在向青年一代评论家招手，而我们这些老头子则可以教他们一招半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