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很多人在言及四川当代艺术时都会涉及成都的田园生活与休闲状态。从媒体讯信与城市形象看，这显然是合乎情理的。成都正全力打造“世界现代田园城市”，政府与媒体正在把天府之国、都江堰水利工程、世界美食之都、农家乐、大熊猫、杜甫草堂、武侯祠等历史代码、地理特色与文化荣誉整合起来书写一个现代性的城市形象与精神内涵。以此为背景，从蓝顶艺术社区、三圣花乡二号坡地、浓园国际艺术村到人民南路南延线的艺术高地，人们以一种远离都市的悠闲与散淡的心情来审视这些艺术群落并领会四川当代艺术。

人们喜欢从对“四川”和“成都”惯有的客观地理知识和比较城市文化差别时感受到的心理反差这两方面来评断并欣赏他们眼中的“成都人”及其休闲生活的滋味。比如，把四川盆地和成都平原剥离出来，作为一类关涉区域经济地理的概念，以此编织并串接起包括西部、边缘、远离中心、封闭、农业等一系列的经济地理观念，并借助它建构一幅对成都人生活方式接近客观描摹的生活景观。

这一判断的魅力在于，它可以辨明一种生活方式中客观物质环境和文化象征形式这双重层面在价值意义之间的内在关联。这样，四川的文化艺术获得区别于其他地域与城市的感性印象与精神气质。在文化地理学意义上，与北京相比，成都有突出的边缘性特征，它是远离中心而又偏居一隅的地方文化。在与中心的对峙与疏离中，它暗藏着对中心的心理期待与文化叛逆。同样，田园城市的闲散生活又将成都与上海、广州和深圳等城市的文化脉络和市民气质的诸多差异突显出来。从这个角度看，现代产业竞争的优势未必强过生活方式的吸引力，效率优劣的论证和经济实力的对比在日常生活的叙事中反而强化了大众对作为一种生活样态的休闲生活的诗意向往，在媒体蛊惑人心的书写与表征下，成都褪下内陆农耕文化的闭塞、停滞与落后等符码，重新赢获后工业文明田园牧歌般的抒情风格。

与此相应，城市管理者进一步对本地文化进行重复建构，这是一种历史与现实、现在与未来、事实与幻想等多重意义编织与互文的关系，即成都的休闲生活样态又转义为城市管理者对城市产业优势的重构策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将渊源历久的市民生活样态，提升到强化城市竞争力优势的新兴产业布局高度，进行新一轮的打造和改写。

这一包含了文化中心主义和产业竞争的功利价值立场，无疑会从许多方面扭曲和变形一个城市积淀下来的厚重坚实的生活意趣，这非常切合爱默生所言，城市促进增长使人们的话题多了并且愉快多了。然而，乐观的天性更是久远历史反复薰浸蜀人心灵的伟大成果。四川当代艺术家周春芽的桃花红人、何多苓近年来的人物书写，甚至更年轻一辈艺术家如熊宇等对虚拟世界的幻觉表现等都被视为成都的田园城市形象与休闲文化空间意趣的逻辑产物。作为一种修辞，四川当代艺术隐喻性地转述了成都的田园城市形象;而作为一种换喻，轻盈飘忽的闲适生活又把表现、平涂、象征、疏离、反讽等精致的语言方式嵌入当代艺术的句法结构。

二

法国文化社会学家布尔迪厄认为，任何一种文化在你真正理解它的规律之前，它看上去可能都是五彩缤纷且杂乱无章的。布尔迪厄这句话提示我们，看待像城市这样的文化织体，它在空间和时间两个向度的结构整体中汇聚着诸多复杂的地理、人文、艺术和城市管理等要素，若不作深思，可能对于不解真意的阅读者而言，它一定会呈现出一座城市在表象意义上极为多彩且零散碎片般的感性趣味。目前，我们对这种城市意象的文化泛滥亦不陌生，它普泛化地飘浮在媒体话语空间中，流溢在装帧精美的旅行指导手册上，或者藏身于旅行者身体内，通过感染那些在全球化时代不断游走于各个城市景观之中的旅客，最终使他们对他者的扮演丧失免疫能力。按照布尔迪厄的忠告，人们一旦被这种简单复沓的感性印象蒙蔽双眼，那么他便会习惯从那种仅仅停留于城市文化浅层的幻想中，获取一些心智的薄醉浮情。

这说明，漂泊于一座城市的表象和发现它的内在规律，不是一回事。作为文化研究的论题，需要透过一座城市文化表象的任意性，把握构织城市生活方式独特趣味的核心理念，并达到对城市文化特质的深入领悟，或许这才是布尔迪厄所言及城市文化规律的真意。

基于此，我们需要按照这个立场去阐释“成都”这一城市的文化褶皱和它独到生活方式的构型规律，并立足于这个前提，审视何以它可能于其文化织体中深藏着关于对“休闲生活和强势艺术的有机性关系”这一论题的隐在诠释。

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当代艺术，它休闲缓慢的生活方式、美食之都的城市形象、以及深厚悠久的文化传承，上述种种，共同营造出了四川当代艺术醇美绵长的思想语境。这里滋养出的，既有美丽田园的乡村牧歌，也有现代都市的精神苦闷;既有原始生命与信仰的神秘书写，也有当代生存的价值迷惘与意义叩问。这表明，作为一种阐释学视野，人们普遍持有的休闲生活视角并不能全面透视四川当代艺术的纵深图景。代际展开的四川当代艺术在城市文化空间中不断更新着艺术姿态与形象，其纷繁的艺术景观与图像文本营造出了远为丰富的意义空间，也呼唤着更为开阔的理解视界。

三

以这样的方式展开言路和思绪，已然为我们有可能进一步叩开另一些疑题，奠定必备的知识前提。这是一些关涉着艺术生态学的问题，即在“成都”这个城市空间再造的过程中，在市民生活的自在自足休闲文化的底色上，当代艺术在成都的强势发展意义何在?当代艺术在成都本地的萌发和滋长，并被艺术界认定为一股具有影响力的强势地方艺术势力之时，它和本地文化有种怎样的关系：是受益于民间文化强大传统滋养的结果?还是依附于主导城市再造的管理者权势?抑或，对城市生活的诠释和命名主动担负其职责，或者仅仅是想破解现代性规范治理下，市民生活氛围的日渐萎缩，需要不断强化艺术的力量使然?又或者它的强势仅仅在于维持热卖艺术市场的温度?

在一座本来具有民间文化深厚渊源的城市空间中，艺术家的存在和艺术表达，不可能超越它的市民文化基础而单独发展。这一点能够从休闲文化样态和艺术家的生活方式的有机性关系反映出来，在市民文化的空间中，艺术家作为一员进入其间，构成城市有机生活方式的一个内在环节。在他们眼里，茶馆、街巷乃是所有人不言而喻的集体记忆，它消融了艺术家和民众的社会角色和外观身份的差别，将艺术生活化和生活艺术化的态度纳入城市空间的公共生活范畴之内，从而形成了一套为人们所普遍认可并自然接受的包含着平等、宽容、自在和乐观的生活艺术价值观。正是这一坚实有力的价值观散播着休闲文化的深沉魅力，并推动传统和现代兼容并包，以及雅俗二元等级区分观念的顿然消解。

从生活方式看，成都的城市空间再造过程，就是它不断在现代性向度上整合自然生态、艺术生态以及人文价值等要素的结构关系的历程。在这个不断求新求变的历史大潮中，如何调整先锋和守成的利弊，不仅是城市管理者所应承担的职责，同时也需要通过当代艺术家的艺术立场去塑造这一现代历程。

新时期初期，四川画派在四川美术学院横空出世，高小华、程丛林的反思话语，何多苓、王川等的知青叙事，罗中立、朱毅勇等的乡土美术都深度书写了巴蜀大地的历史记忆、生命意识与地域风景。由此引发的川西藏羌彝等少数民族风情绘画将艺术短暂地带离都市。新潮美术时期，西南艺术家群体的崛起不仅及时地重述了他们的艺术家身份和艺术文化母题，并将艺术家身份的集体认同与地理版图上复杂崎岖的地理景观和厚重有力的民族风情紧扣连接，并在当代文化艺术发展的关键环节上铭刻其深刻印记。1990年代以来，四川画派扩展了都市生存的介入力度，从城市景观到卡通绘画、从历史经验的重温与回返到乡村生活的溃败与陷落，这些将艺术家的存在感与艺术史、城市史和社会史作为不可分割有机联系的整体而观的思维方式和艺术态度，使得包括成都在内的四川艺术家群体的存在，其影响横跨绘画艺术、先锋诗歌、行为艺术、川剧方言剧艺术、媒体话语等众多领域，从而在中国的城市文化迅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上，彰显其内在的综合艺术实力，巩固其外在的艺术强势地位。

值得关注的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当代艺术与城市的文化地位关系尤为密切，艺术影响力和城市影响力相互阐释的格局已然确立，所以此地艺术家的国际化视野和艺术表达将更大程度地释放城市文化空间的张力。城市管理者会利用当代艺术提升城市经济文化综合实力，市民文化在城市再造中会不断伸张其作为城市主人翁的权利，乡土风情和田园诗般的世界面临着消失的终局，这一切都摆在当代艺术家面前，相信他们的选择必将对城市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

穿梭在现实与未来之间，艺术家、思想者与普通市民一样的迷惑与迷惘。也许，城市空间的书写与再造本身就聚集着从城市规划、交通设置、经济运行、行政管理到文化与艺术书写等不同的社会因素与界面。四川当代艺术如果继续强势参与城市形象与文化空间的书写与再造，人们还将会看到一座城与一代人、一种生活样态与一种艺术风格之间的呼应、互补与热切交谈或隐藏对话。

其实对一个城市的艺术状态、艺术家以及艺术品的总体言说都是困难的，正如里尔克在致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里所深刻阐述的：“艺术品都是源于无穷的寂寞，没有比批评更难望其边际的了。只有爱能够理解它们，把住它们，认识它们的价值。”而“发展跟每个进步一样，是深深地从内心出来，既不能强迫，也不能催促。一切都是时至才能产生。让每个印象与一种情感的萌芽在自身里、在暗中、在不能言说、不知不觉、个人理解所不能达到的地方完成。以深深的谦虚与忍耐去期待一个新的豁然贯通的时刻：这才是艺术地生活，无论是理解或是创造，都一样。” 也许，成都的田园生活与当代艺术的关联正等待着这样一个豁然贯通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