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冠中先生走了，享年91岁。勤俭、节约，5平米的书房，还有民间传说的3元钱理了一辈子发，这些足以说明，生活中的吴老先生是一位标准的社会主义好公民。

吴先生对艺术的态度是真诚的，执着的，让人起敬的。其朴实的现实作风，铸造了其大众化的艺术风格，做到了艺术无国界，为人民服务。无论是英国农民老太太，还是中国农民老伯伯，都能看得懂，受到了熏陶。正因为如此，吴老的艺术广受市场推崇，接连天价不断，为艺术市场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造假者富了，画商富了，收藏家增值了，以及报刊、杂志、网络等媒体的版面也充实了。

是市场让吴先生晚年没有安静。打假，打假，越打越假。打了几年，不见成效，去年输了官司。吴先生向来不学古，但在这事情上输给了古人。古代大画家往往欣然接受给造假者题款落名，声誉大增，画价反涨，追求者甚众。

还是说艺术吧。

艺术一旦“为人民服务”，就失去了自我，覆辙了原始。国画界、书法界、以及传统书画理论界，将吴先生看成了传统文化的门外汉。特别是吴老先生一些富有争议的言论，比如“一百个齐白石比不上一个鲁迅”、“笔墨等于零”、“徐悲鸿是‘美盲’”，加上吴老不会写毛笔字，却慷慨直言“改造”中国书法，让传统界颇为无奈。

当代艺术界与新兴的油画界，有了出国看展与学习的经历明显多了起来，眼界也提高了，技法相对比苏联专家短期速成、与学广告画起身的老一辈油画家成熟了不少，所以说，吴先生的优势似乎只有画价了。

吴先生做了一辈子教育，严谨、认真、从容不迫，绝对的孺子牛。但吴先生的一生也充满着遗憾。起初进入央美任教，得不到徐悲鸿先生的赏识，被徐先生开除了出来。因此，吴先生就去了中央工美。所以，吴先生与徐悲鸿的梁子就结于此，以至于吴先生在晚年含恨怒骂徐悲鸿先生是“美盲”，见报于国内外各大报刊网络。

事实上，徐悲鸿先生在吴先生心中的地位还是很重的，甚至是一座无法逾越的山，否则，吴先生也不会为一个“美盲”去计较一辈子，甚至晚年依旧大动肝火。

出于我们现在的角度，二老都已经离我们而去，留下了无数的辉煌与故事，让人述之不尽，但只要将二者所在的共同时代与现在所产生的影响，拿来对比，胜负自然揭晓！

以蔡元培、陈寅恪、胡适、陶行知等为特征的时期，是一个盛产教育家的时代，徐悲鸿无疑是文化艺术界的一面旗帜。他们不像鲁迅否定中华五千年的“仁义”文明史是吃人，将中华民族塑造成了一个“麻木不仁”，“自大自欺”的软弱者。相反，他们忍辱负重，积极乐观，不辱使命。

延续董其昌凄迷琐碎的南宗山水之“四王”画风，轻淡浮滑之习风靡了明末至清初将近三百年的历史，国画浑厚华滋的本来面目消失殆尽，人人效仿其能，是非不分。这个时期，只有发展才是出路。以赵之谦、吴昌硕、任伯年为主的海上画家，以金石入画，借鉴西洋设色法，将国画雅俗共赏。

后来，徐悲鸿更是大胆创新，引进西洋素描，以中国传统笔墨为基础，对中国画进行了改造，虽利弊共存，但历史意义与现实影响至今很大，甚至主导了当代美院全部的教学模式，包括吴先生在内，也只是这个模式的执行者。

徐悲鸿先生爱才如命，不拘一格，在挖掘、帮助与培养人才上有着巨大的贡献。齐白石、黄宾虹、傅抱石、李可染、李苦禅、蒋兆和等这些大画家的辉煌，无一不与徐悲鸿有关。反观吴先生的一生，显得尤为空白，不但没有前述的这些，更没有像样的弟子拿得出手。所以说，吴先生的教育生涯是平淡无奇的，可圈可点的地方太少了，他既没有力挽狂澜的鲜明思想，来改善目前颓废的学院教学模式，也没有醍醐灌顶的学术理论，来唤醒混乱江湖中艺术界的迷乱。除了追慕鲁迅先生的锋芒与叛逆，无奈地呐喊美协、文联、画院是“衙门”、“妓院”外，唯有一本《我谈石涛画语录》似乎让众弟子如沐春风。而大部分人则认为，吴先生虽追随石涛（明末清初文人），并且还想请石涛喝茶，却不懂石涛。“画语录”里对“一画”、“尊受”、“资任”等核心概念的解释，全是错误的，我也在自己的文集里，谈到并纠正了这个问题。不过，老人家在晚年能写著作做学问，不论其他，仅凭学术精神，还是非常值得学习与借鉴的。

吴先生的内心是无私的，美好的，纯洁的，他将自己的很多作品捐给了海内外美术机构。每一幅作品，都是一个天价，所以说，捐赠是需要勇气的。但此举也引起了很多人的质疑，有人说吴先生在汶川、玉树等国难面前无丝毫举动，却对捐画给博物馆、美术馆这一件事情情有独钟，有树丰碑之嫌。

吴先生无疑是当代艺术界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离去，让人悲痛。纵观绘画史，能死而不亡者，往往是一个人的才气，一个人的品德、一个人的精神，一个人所产生的深远的历史影响。

名家几十年甚至一夜之间多如星云，大师可能百年之中不出一个。历史上受欢迎的名家，大多懂得“多卖胭脂画牡丹”去迎合世俗，而曲高和寡的大家力作，往往不入时人眼。元代盛子昭名极一时，求画者甚众，而“四家”之一吴镇，却无米面油盐钱，成天要面对妻子的指责。

历史是无情的，公正的。在艺术史中，吴镇的大师地位是元明清以来的一面大旗，而盛子昭却成了陪衬与反面经典。特别是当代，市场经济活跃，艺术的命运落在了官商之手，谁谄媚政治，迎合市场，谁就可以创造天价，或者被天价，甚至一夜成名。这些都只是一种现状，与历史相似的现状，而不是艺术史的本质。新中国以来，区区六十年，我们现在如果将某位画家定位成了“大师”，或者将某位教师定位成了“教育家”，未免有点悖谬。当然，依靠政治而获得荣誉，是虚假的。

从黄帝画卦象到现在几千年，历史上被歌功颂德的绘画大师屈指可数：唐之前有曹不兴、曹仲达、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展子虔、郑法士等；唐代有吴道子、李思训、李昭道、王维、王洽、张璪、韩幹、戴嵩、孙位、张南本、薛稷、阎立本、阎立德、周昉、边鸾等；五代至宋有荆浩、关仝、董源、巨然、李成、范宽、郭熙、郭忠恕、李公麟、米芾、米友人、文同、苏轼、黄筌、黄居寀、徐熙、徐崇嗣、李唐、马远、夏珪、刘松年、赵伯驹、赵伯彇等；元代赵孟頫、钱选、高克恭、黄公望、倪瓒、王蒙、吴镇等；明代有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戴进、蓝瑛、徐渭、陈洪绶、董其昌等；清代有石涛、八大、髡残、渐江、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恽寿平、吴历、戴熙、汤贻汾，龚贤、华喦以及近现代之赵之谦、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徐悲鸿、潘天寿、黄宾虹、李可染、张大千等。至于当代，名家多如牛毛，个个是官方画家，个个有官衔，谁将最后会留名青史，或许是百年乃至几百年以后的事情，真是未知！特别是艺术为政治服务的时代，人人以学院、画院为正宗，为荣誉，这样一个违背历史规律且覆辙错误历史的时代，如果出一个大师，简直连老天都会感到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