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地方，历史可能往往越得不到尊重。同样是社会主义，毛泽东和列宁对于文化革命有着不同的概念：毛泽东相信，只有彻底消灭旧的文化，新的文化才能建立，而列宁相信新的文化是旧文化上的一个“有价值”碎片。毛泽东的文化观已经成为包括当代文化在内的文化潜意识的一部分。“革命”成功之后，剩下的工作就是建造纪念碑。无数的私人美术馆、城市美术馆和艺术中心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催生起来的。如果说在欧美国家，博物馆之旅是满足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对于文化赎罪感的话，那么在中国，新兴的博物馆狂潮则是一个用金钱历史化自身的过程。这个历史化的驱动者包括政府、领导，企业、收藏家乃至艺术家。其中最疯狂的计划莫过于在2008年四川地震之后的都江堰建立10个当代艺术家的个人博物馆（该项目得到了市政府的支持）。

和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迅速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艺术体制的严重滞后。由于过去集权政治的残余，中国缺乏能够同时独立于市场和政治的批评话语，更缺乏支持艺术家从事实验的非盈利性机构。而少数几个有当代艺术项目的美术馆往往捉襟见肘，几乎靠出租场地维持运营。在这种状况下，公立美术馆更愿意将有限的经费放在具有新闻效应的双年展上，而各种私立美术馆展览项目往往体现为画廊和博物馆之间的利益交换。博物馆已经成为像国际机场一样的都市景观，礼品店和餐厅在“公共 ”的名义下迅速扩大。而那些有着独立价值的展览则被边缘到商业画廊的项目空间，往往在40分钟车程以外的农村。

博物馆理念的核心价值在于创造、历史化和吸引公众。当这三个概念不可避免地被艺术市场、商业和政治所篡改的时候，我们应该做的只有换掉这个模式。这看起来依然像60年代“情境主义”的老生常谈。但是当代艺术的流动性和博物馆追求经典和杰作的“历史化”［historicization］本性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对抗，在过去四十年中是不断加剧的过程。这也是为什么当代艺术史如此容易被私人收藏、文化权力机构和金钱所改写的原因。如此看来，我们必须发展出新一代的博物馆模式，通过祛除“历史化”的幻想从而转移内部危机。 文化的赎罪感和革命意识在“历史化”的实际运作中并没有本质差别。重要的是能否发展一种新的文化保留机制，在这部流动的机制中，既有成功者，也有失败者，既有人盛名一时后一文不名，也有人被历史淹没后又重新被发现。它能保证无数临时性［temporary］终究能汇聚成当代［contemporary］，并不断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