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在语境中的“能指”及艺术的社会科学

“意义的设定：从解构到批判”是我的《观念之后：艺术与批评》中的一节，鲁明军对我书中的论述是这样理解的：

他提出了这是从“语言学转向”到“社会—文化—政治学模式转轨”必然走向，亦是“明确的意义”的维度。在他看来，这改变了形式主义语言学（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立场，也终结了艺术作为语言学的形式主义游戏。然而，王南溟的认识误区在于将“语言学转向”与他所谓的“社会—文化—政治学模式转轨”割裂了开来，认为是一个前后转向过程，事实上后者本身就是语言学转向的结果，亦即从“能指优先”转向“所指优先”的结果。当然，可以肯定的是这个转向过程本身亦是一个基于回避形式前提下的意义明确化过程。因此王南溟的主张不仅割裂了符号的能指与所指，而且摒弃了解构主义本身所具有的批判维度和政治维度，将其狭隘地独立于“社会—文化—政治学批判”的价值创设路径。也就是说，他是从一个单向道转向另一个单向道，而不是从一个单向道延伸至一个多维的视野。在这里王南溟是理想主义的。如果说，审美之维是一个艺术家建构的“理想国”的话，王南溟主张的社会批判之维不过是从这个“理想国”转向了另一个“理想国”，从这个“乌托邦”转向了另一个“乌托邦”。如果说前者是他虚构的脱离语境的形式主义场域，那么后者则同样是他虚构的摒弃形式的“公共场域”；如果前者是封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那么后者则是“实在论”层面上的“意义”。问题在于艺术与这一“公共领域”和“意义”能否发生直接关联？显然，除非反艺术与非艺术才有介入的可能，且即便介入也只是一厢情愿而已，抑或说能够介入的公共领域是已经艺术家处理的“乌托邦”而已，而对于公共事实是则很少生成或几乎没有实在信度和效度。这才是艺术真正的终结之维。问题还在于，形式主义本身能否脱离公共语境？“实在论”层面上的“意义”能否脱离“逻各斯中心主义”？笔者以为，形式主义的生成本身就是基于一个既定的公共语境，而“实在论”的“意义”更是建立在“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背景之下。更为复杂的是，审美本身就具有诉求意义的意涵，本身它就潜在着一定的批判性。所以，王南溟的理论倒象是左右手在打架。

从“语言学转向”到“社会—文化—政治学模式转轨”是语言学转向的结果，这一点鲁明军讲得没有错，但这种转向绝对不是从“能指优先”转向“所指优先”，鲁明军一定要说从“语言学转向”到“社会—文化—政治学模式转轨”是转向所指的原因，完全是因为他用了赵毅衡关于艺术是“能指优先”而社会科学是“所指优先”课程笔记来套我的理论，这样，鲁明军看到我提出“社会—文化—政治学模式转轨”的命题，当然会得出这是转向“所指优先”，当然就是“实在论”的，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得出的结论当然是这种转轨离开了“能指优先”了，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它是社会科学而不是艺术。

《观念之后：艺术与批评》出版于2006年，其中的语言学反思完成于1990年代早中期，我在那里其实已经分析了语言学上的从结构主义语言学到语用学的转向，一直到我强调的当代艺术中的“能指”的意义系统，都是语言学内部批判的结果，当代艺术要从封闭的形式主义中走出来，当然这种走出来本身就包含了形式主义的能指，用语言学的说法，是走出形式主义的语言的“自我自涉”和“循环阐释”，所以我在当时向解构主义发难（用段君的话来说），也是基于这样的语言学事实，解构主义的问题是，仅仅在能指的无穷链条中释放多义，实际上等于将文本完全封闭起来，隔断了文本与社会历史的任何可能的联系。我的批判解构主义不是说解构主义没有批判维度和政治维度，而是说解构主义的这种批判维度不能被永久地使用，解构主义批判是有历史性的，所以批判解构主义不但不是狭隘路径，反而是拓宽它的批判维度和政治维度。它要将能指放回到社会历史的语境之中，这种语境因为是解构主义的，所以它是无穷的和有任何可能性的，这就决定了，在语境过程中的能指所获得的意义是语境的能指，而不是鲁明军说的是“实在论”的所指，它所形成的意义是片断性和或然性，所以也不是鲁明军说的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所以《观念之后：艺术与批评》是在能指层面的意义讨论，由于鲁明军没有进入语言学的这种转向，他在说我是左右手在打架的时候，其实是他自己在“能指/所指”的两堵墙上来回撞头，很明显，用“能指/所指”二分法，那就成了要么是内容的艺术，要么是形式的艺术。

现在我们知道了，鲁明军划分的社会科学是所指，而艺术是能指，然后把艺术与社会割裂开来，即艺术不能有社会科学，有了就不是艺术的原因，是因为鲁明军没有在语言学层面上使用能指的概念，而只是把艺术当作了封闭、静态的审美客体，然后对这个客体作了形式方面的肯定，为鲁明军不知道的是，或者不愿意知道的是，为他反对的“批评性艺术”到是一个动态的、进行的和开放的能指。这种能指根本不存在鲁明军的质疑，说我既虚构了脱离语境的形式主义场域，也同样虚构了摒弃形式的“公共场域”，因为在我的《观念之后：艺术与批评》一书中既没有脱离语境也没有摒弃形式。其与语境之间关系也不是鲁明军所认为，是反艺术与非艺术的介入，而就是当代艺术地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