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艺术的发展已远远超出绘画、建筑、雕塑等传统分类的束缚，呈现出媒介混杂、淡化“主流”故事，及强化艺术认知主体的倾向，面对这些现象，艺术史研究该如何应对，美国哈佛大学洛克菲勒亚洲艺术史专席教授汪悦进先生认为，在高度图像化的时代，艺术史的研究也同时有了新的视野。

黄晓峰：当代艺术的发展已远远超出传统分类的束缚，这对艺术史研究似乎有了新的挑战，在您看来，这些挑战主要体现在什么方面？

汪悦进：如今艺术史的研究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在过去，研究有一条主线，基于一个目录，将一些重要的里程碑式的艺术家、艺术品排列起来，形成一个教科书式的、宏观的、单线的发展，而现在这样的研究逻辑遇到了新的问题。

西方艺术史的发展从古希腊、罗马、拜占庭、中世纪、文艺复兴一路下来都是单线的，有一个内在的逻辑，最后发展到印象派、后印象派、抽象主义等。而现在这种单线发展的逻辑越来越受到质疑和挑战。有观点认为，这种单线叙述的“主流”故事并没有真正反映艺术的发展线。而这单一化故事本身就是某种特定时期的思潮局限所造成。现在看来时代烙印很强，很褊狭。明白了这个道理后，就不必墨守成规。所以现在大家的兴趣更偏向于突破“主流”叙事，比如注意区域间、文化间交流，以及从全球或不同视角来看过去被单一化的美术史，试图不再孤立地以欧洲为中心的单线故事来研究艺术史。

随着强调全球化的视角、文化间的交流、跨传统文化的界限等新的关注方向的出现，也就势必对怎样跳出单一的表意系统、符号系统去阐述一些美术史上的问题产生影响。因为过去按照单一的发展，只要把某个艺术作品放到一个固定的参照系里，就能够清楚地看出前后的关系，就好像将艺术作品变成了艺术史坐标轴上的某一个点。而在新的观念下，情况就有所不同了。

比如说地中海文化，随着与伊斯兰文化的交流，出现了一些在原来单一系统内很陌生的东西。大家对这种陌生的东西在熟悉的环境、熟悉的表象系统里面出现所产生的作用，非常感兴趣。又比如说，当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后，自然把欧洲的一些文化带到美洲，同时将美洲的一些东西带回欧洲，于是某一天人们突然会在一些传统的以基督教文化为背景的图像系统中发现很莫名其妙的东西。比如，一只墨西哥的怪鸟在一个熟悉的图像里突然出现。而这一类熟悉系统中的陌生的存在给原来习惯研究某一单一发展图像系统的学者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新课题，让很多学者感兴趣。

黄晓峰：这些陌生的存在过去的艺术史研究中没有被注意到吗？

汪悦进：以往觉得它若不在理，大可不必理会。总觉得一个图像总得在一延续有序的传统（比如一个基督教图像系统）里说得过去才有意义。如果不在这条线上，那么图像就可以被忽略或者觉得没什么好说的。或者说太特殊，不是普遍的现象，所以不值得去研究。而现在的学术观点刚好相反，认为普遍的东西不一定能揭示问题，往往是一些特例更能说明问题所在。

另一个发展是对偏执于单一媒体的习惯的反思。过去关于艺术史，我们总是说：我是学建筑史的、我是做雕塑史的、我是做绘画史的。以绘画史为例，绘画作为一个媒介存在，其表意方式在于后代画家与前代画家从形式上进行的对话、承袭和转化。对这种前后接续关系的研究当然有效。就中国美术史而言，宋以后的卷轴画发展，有其内在的形式规范的演变，当然还应遵循其内在逻辑。对宋以前的艺术史研究，现在越来越倾向于打破这种媒介的分界，更喜欢看到媒介之间交错所产生的奇特效应。随之出现了很多有趣的问题。又比如我们过去认为西方美术史的发展，文艺复兴是最焦点性的一个阶段，米开朗基罗、达·芬奇等等。而现在正相反，新的学者着力于研究西方的中世纪，如文艺复兴之前很多无名的艺术家、工匠在教堂内的作品或是一些抄本。这些作品比较符合跨媒介研究的兴趣，强调的是媒介之间相互交叉的效应和作用。出现这样的趋向，与我们当代的世界文化也有关联，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起，尤其是在美国，越来越超越单一媒介，当代艺术更是越来越强调观念对于物质形态的超越。

举例来说，你砌一堵墙，再在墙上打一个洞，然后透过洞看到了新的景象，最后用相机拍下。那么你的媒介到底是那堵墙，还是照片？到底是摄影，还是建筑？都不是，也都是。这就产生了一种所谓消解物体的美术史。这种美术史关注的是在对外在物象体验的过程中形成的某些观念。这个对物象体验的过程对观念形成起了一个催化剂的作用。就像我们中国人说，你要到达彼岸，借筏过河之后，筏就无用了。换言之，物象本身只是一个载体，一个工具。目的并不在于这个载体，要表达的是一个观念。这种思路对于传统艺术史是很大的挑战。因为传统的艺术史建立于明确的物质性之上。把艺术品放到博物馆陈列起来，就有了艺术史。而当代很多艺术实践是对博物馆甚至博物馆机构的挑战。认为真正有活力的艺术不应该陈列于艺术馆中。这种对体制的批判形成了一个艺术新潮和与之相伴的艺术史思维。它会带来怎样的后果，目前还说不准。这是一种全新的观念。如果没有了博物馆，到哪里去找艺术品呢？而当代艺术的观点则是，只要大家都往艺术品方面去想，觉得某样东西是艺术品，觉得是艺术过程，觉得是创造过程就好了。所以研究当代艺术的人，很少说我是研究绘画的，我是研究摄影的。因为当代艺术本身就意味着超单一媒介，并不把重心置于某一媒介的物质性上。

促成这种转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代认知科学的发展。认知科学是从心理学中分离出来的一个新的学科。随着各种探测仪器的出现，各种理论的形成，我们对于自身的认知过程有了新的认识。这个学科实验性很强，对于美术史的诱惑和冲击是巨大的。但放到艺术史里究竟要怎样操作，大家还在摸索当中。这里面最大的矛盾是认知科学是超脱历史的， 而艺术史是沉浸于历史中的学科。其前提是每个历史时期人对物象的观照方式是比较特殊的，艺术史就是要重构那种对现代人来说已经陌生的观照方式。所以这个矛盾还没解决。但认知科学至少促使我们对图像性质有新的理解。所谓图像，已不仅仅只是肉眼所看到的东西了。一个物体摆在那里，被人看到，这仅仅只是认知过程中的一小部分。心象跟眼中所见有一定区别和距离，它们之间是一个相互交融的关系和过程。处于这个关系过程中的东西，不完全等同于物体本身，也不等同于脑海中的画面，而是介于两者之间。

这就非常有趣，对我们研究图像来说，就不能仅仅考虑到图像本身客观的一系列表征，把它绝对化。应该避免这样的绝对化，因为图像本身在那里，而作为观看者看在眼里，放到脑海中时是怎么回事，他是透过什么样的过滤镜去看物象的？一幅古画又如何去迎合当时人的这种观照方式并无意中暗示了这种眼光，这就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了。